上午8点，水电都已经停了，炮击却还在持续。有时炮火声会稍微减弱一些，但紧接着又会大起来。我们的金丝雀”彼德”好像很喜欢这种声音，也放开喉咙唱着，似乎比”乌鸦”还要镇定，我可没心情唱歌！安全区的街道上挤满了人，他们对炮击的轰鸣声似乎已经不介意了，好像比我更加相信”安全区”。实际上安全区并不”安全”，这里仍然有武装士兵，要把士兵清理出去是不可能的。看来一个中国将军的话管不了什么用！可悲呀！我们无法按原计划通告日本人：安全区内没有军队了。
上午9点，第一批炮弹落在了安全区的福昌饭店、世界剧场附近，造成21人死亡，约12人受伤。管理该饭店的施佩林被玻璃碎片击中受了轻伤。饭店前的两辆汽车也着了火。有一枚炮弹落在安全区内的中学里，炸死了13人。抱怨中国军队没有撤出安全区的人多了起来。鼓楼医院前，竟有人在安全区一侧构筑着工事。执行这项任务的军官拒绝在街道的另一侧施工，他觉得医院一侧的沙质土更为合适。我和马吉开车去那里，想平心静气地调解此事。在路上，我们发现了正在山西路广场内挖壕沟的士兵们。那些，我亲眼目睹在广场边上形成尖角的房子门窗被士兵砸开了。为什么要这样，没人能给我解释这个！许多伤员从中山路上被抬过去。士兵们正在准备中山路的防御。那些做路障的沙袋、被砍倒的树木以及铁丝网等，对坦克车来说不算障碍。我们和鼓楼医院前的军官交涉，他客气但却坚决地拒绝了我们。我在鼓楼医院给龙先生打了电话，请他立即和唐将军联系以解决此事。
下午6点，参加新闻发布会的除了报界的一些代表外，就只剩下我们委员会的人了。其他外国人要么上了怡和洋行的三桅帆船，要么就上了”帕奈”号美国炮艇朝上游去了。斯迈思博士说，一个小偷被名义上隶属于我们的警察抓住了，想知道怎么处置。这件事引起了在场人员的哄笑，因为我们从来没有考虑过，就连高级法院也要由我们来代理了。我们决定先判处这个小偷死刑，马上又改为24小时的拘役，后因没有拘留所，只好将其释放了。晚上8时，我把韩（湘琳）先生叫到面前，建议他和他的家眷一起搬到我们的总部宁海路5号去，那里的防空洞比这里好得多。另外因为我的房子离五台山高射炮阵地太近，日军已经把炮口对准了那里。我正在考虑是不是自己也要搬过去，因为日军很有可能会在夜里发动猛烈的进攻。韩（湘琳）先生暂时还不想离开他的住处。他打算在明天住宅区找一套住房。于是我也决定留在自己的房子里。晚上9点，城市果然遭到了炮击。但是不久便减弱了，接着的沉寂让人琢磨不透。城市的西部火光冲天。12月12日
我原以为日军能平静地接管城市，但没有得到证实。因为在安全区内仍然可以看见有不少佩戴黄袖标的中国军人，个个全副武装，带着步枪、手枪和手榴弹，就连警察也不佩带手枪了，而是违反规定地带上了步枪。看来不论是士兵还是警察，没有人听从唐将军的命令。在这样的情况下清理安全区那是不可能了。早晨8点，炮击再次开始了。
中午11点，奉唐将军命龙先生和周先生来请我们去做最后一次努力，签订协议停火3天。
在这3天内，守城部队全部撤出，然后把城市交给日军。于是我们重新起草了一份致美国大使的电报、一封应由唐将军在发电报之前先行寄给我们的信件以及一份和谈代表必须遵守的行为规则，规则的内容是：在白旗的保护下，和谈代表在阵地前沿向日军最高指挥官递交有关停火协议的信件。施佩林毛遂自荐充当和谈代表。整个中午，我们都在等待着龙先生和周先生，他们回唐将军那儿取那封必要的信件了。快到晚上6点的时候，龙先生来了。他说，我们的努力一点用处也没有了；对于停火，一切都显得太晚了，日军已经在城门边上了。对这件事我并不感到悲哀，对这种结局我也从来没有悲哀过，因为我从来就没有喜欢过这种最后努力的做法。很明显，唐将军想不经过最高统帅的批准便签订停火协议。在通知日本人时，”投降交城”这四个字是无论如何也不能被提到的。在起草停火的申请或请求时，一定要让人觉得这个好像是由国际委员会首先提出的。换句话说，就是唐将军打算躲在我们的身后，因为他已经预料到最高统帅和在汉口的外交部会有严厉的指责，他害怕这个指责。责任被他全部推给了委员会及其主席拉贝。这是我最不喜欢的！
下午6点30分，紫金山上的火炮还在一刻不停地轰击着，山的周围一直处在电闪雷鸣之中。骤然间，整座山就置身火海之中了，房子和弹药库也被点着了。可以看见中国平民都从南面逃出来，沿着安全区的街道奔向他们的容身之处。跟在他们后面的中国部队都说日军已经跟着他们进来了。这条消息是不准确的！从逃跑的部队的步态来看，最后几支部队是在悠闲地穿街走巷。由此可以判断，他们后面没有敌人追赶。我们断定，这些部队肯定是在南城门或光华门遭到了敌人炮兵的猛烈轰击，惊慌之下四散逃走了。越接近内城，他们就越镇定。原先的狂奔乱跑现在变成了逍遥的撤军。不容置疑的就是，日军已经兵临城下，总攻就要开始了。
上午9点，第一批炮弹落在了安全区的福昌饭店、世界剧场附近，造成21人死亡，约12人受伤。管理该饭店的施佩林被玻璃碎片击中受了轻伤。饭店前的两辆汽车也着了火。有一枚炮弹落在安全区内的中学里，炸死了13人。抱怨中国军队没有撤出安全区的人多了起来。鼓楼医院前，竟有人在安全区一侧构筑着工事。执行这项任务的军官拒绝在街道的另一侧施工，他觉得医院一侧的沙质土更为合适。我和马吉开车去那里，想平心静气地调解此事。在路上，我们发现了正在山西路广场内挖壕沟的士兵们。那些，我亲眼目睹在广场边上形成尖角的房子门窗被士兵砸开了。为什么要这样，没人能给我解释这个！许多伤员从中山路上被抬过去。士兵们正在准备中山路的防御。那些做路障的沙袋、被砍倒的树木以及铁丝网等，对坦克车来说不算障碍。我们和鼓楼医院前的军官交涉，他客气但却坚决地拒绝了我们。我在鼓楼医院给龙先生打了电话，请他立即和唐将军联系以解决此事。
下午6点，参加新闻发布会的除了报界的一些代表外，就只剩下我们委员会的人了。其他外国人要么上了怡和洋行的三桅帆船，要么就上了”帕奈”号美国炮艇朝上游去了。斯迈思博士说，一个小偷被名义上隶属于我们的警察抓住了，想知道怎么处置。这件事引起了在场人员的哄笑，因为我们从来没有考虑过，就连高级法院也要由我们来代理了。我们决定先判处这个小偷死刑，马上又改为24小时的拘役，后因没有拘留所，只好将其释放了。晚上8时，我把韩（湘琳）先生叫到面前，建议他和他的家眷一起搬到我们的总部宁海路5号去，那里的防空洞比这里好得多。另外因为我的房子离五台山高射炮阵地太近，日军已经把炮口对准了那里。我正在考虑是不是自己也要搬过去，因为日军很有可能会在夜里发动猛烈的进攻。韩（湘琳）先生暂时还不想离开他的住处。他打算在明天住宅区找一套住房。于是我也决定留在自己的房子里。晚上9点，城市果然遭到了炮击。但是不久便减弱了，接着的沉寂让人琢磨不透。城市的西部火光冲天。12月12日
我原以为日军能平静地接管城市，但没有得到证实。因为在安全区内仍然可以看见有不少佩戴黄袖标的中国军人，个个全副武装，带着步枪、手枪和手榴弹，就连警察也不佩带手枪了，而是违反规定地带上了步枪。看来不论是士兵还是警察，没有人听从唐将军的命令。在这样的情况下清理安全区那是不可能了。早晨8点，炮击再次开始了。
中午11点，奉唐将军命龙先生和周先生来请我们去做最后一次努力，签订协议停火3天。
在这3天内，守城部队全部撤出，然后把城市交给日军。于是我们重新起草了一份致美国大使的电报、一封应由唐将军在发电报之前先行寄给我们的信件以及一份和谈代表必须遵守的行为规则，规则的内容是：在白旗的保护下，和谈代表在阵地前沿向日军最高指挥官递交有关停火协议的信件。施佩林毛遂自荐充当和谈代表。整个中午，我们都在等待着龙先生和周先生，他们回唐将军那儿取那封必要的信件了。快到晚上6点的时候，龙先生来了。他说，我们的努力一点用处也没有了；对于停火，一切都显得太晚了，日军已经在城门边上了。对这件事我并不感到悲哀，对这种结局我也从来没有悲哀过，因为我从来就没有喜欢过这种最后努力的做法。很明显，唐将军想不经过最高统帅的批准便签订停火协议。在通知日本人时，”投降交城”这四个字是无论如何也不能被提到的。在起草停火的申请或请求时，一定要让人觉得这个好像是由国际委员会首先提出的。换句话说，就是唐将军打算躲在我们的身后，因为他已经预料到最高统帅和在汉口的外交部会有严厉的指责，他害怕这个指责。责任被他全部推给了委员会及其主席拉贝。这是我最不喜欢的！
下午6点30分，紫金山上的火炮还在一刻不停地轰击着，山的周围一直处在电闪雷鸣之中。骤然间，整座山就置身火海之中了，房子和弹药库也被点着了。可以看见中国平民都从南面逃出来，沿着安全区的街道奔向他们的容身之处。跟在他们后面的中国部队都说日军已经跟着他们进来了。这条消息是不准确的！从逃跑的部队的步态来看，最后几支部队是在悠闲地穿街走巷。由此可以判断，他们后面没有敌人追赶。我们断定，这些部队肯定是在南城门或光华门遭到了敌人炮兵的猛烈轰击，惊慌之下四散逃走了。越接近内城，他们就越镇定。原先的狂奔乱跑现在变成了逍遥的撤军。不容置疑的就是，日军已经兵临城下，总攻就要开始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