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断扩大,各种电视机厂、电冰箱厂、摩托车厂之类的企业如雨后春笋般拔地而起,在短短一年时间内就使宏观经济出现改革开放后的第一轮“经济过热”。

    经济实践的多姿多彩,也带来了理论研究的繁荣。在经济学界,各种学术观点竞相登场,“改革研讨会”一个接着一个,而几乎每个会议都会伴随着激烈的理论争吵。不过,不管是持何种观点的学者,他们的血脉中流淌的都是忧国忧民之心。他们殚精竭虑,穷经皓首,或是高举着马列的大旗,或是手捧着凯恩斯、萨缪尔森的原著,在反复地推演着国家的走向。

    沈荣儒作为一位中央智囊一级的经济学家,自然受到了各个学术会议主办方的青睐。他办公室里的会议邀请函堆积如山,来自于学术界老友的邀请电话接连不断,让他不胜其烦。特殊的身份决定了他不能随便在学术会议上发表自己的观点,遇到一些级别比较高的会议,他只能让自己的助手或者学生替自己去出席,冯啸辰这个关门弟子便充当起了导师替身的角色。

    “这次会议上有什么收获吗?”

    每次冯啸辰外出替沈荣儒开会回来,沈荣儒都要这样向他了解会议的情况。这些学术会议结束之后,当然都会发一些会议简讯以及论文集之类的资料,上面能够反映出参会者的主要观点。不过,沈荣儒更愿意让冯啸辰从自己的角度给他介绍一下会议上的亮点,他已经发现,自己的这位年轻弟子有着敏锐的学术观察力,看问题的角度也与常人有很大的不同。

    “还是老生常谈,计划与市场之争,另外就是关于价格改革的一些意见。总体来看,现在倾向于进一步放权的呼声越来越高,有几位学者直接提出取消一切管制,让市场由大乱而生大治,据说这也是美国一些制度学派学者所推崇的观点。”冯啸辰答道。

    沈荣儒道:“是啊,这几年国家一直都在放权,也取得了许多可喜的成果,所以放权的声音就会越来越大了。另外,地方政府从放权中间尝到了甜头,他们对于放权的态度是非常坚决的。”

    冯啸辰笑道:“可是学者们提出的放权,和地方政府所要求的放权可不是一码事。学者们提出的是政府不要干预经济,包括放弃定价权,放弃对国有企业的管理。而地方政府却是希望保留对下属企业的干预的,他们只是希望中央政府不要chā手他们的事务。”

    “这就是矛盾了。”沈荣儒道,“其实,中央、地方、企业,这三方都有自己的利益诉求。就算是最下面一层的企业,在关于放权的问题上,也是有所保留的。他们担心政府如果彻底不管他们,他们在市场上会遇到风险。”

    冯啸辰道:“没错,这次会议上有学者发布了他们在部分国企进行调研的结果,他们发现,许多国企一方面希望政府不要干预他们的经营,给他们以充分的自主权,另一方面又希望政府能够控制乡镇企业以及私营企业的发展,让这些新兴经济形式不要和他们抢市场。”

    沈荣儒冷笑道:“也就是说,他们既想要政府保护他们对市场的垄断,又不希望政府chā手他们的经营。好处他们都想占,责任则是一点都不想负,这样的企业,怎么能算是独立的市场主体呢?”

    “不过,也不绝对都是这样吧。”冯啸辰道,“我这次去开会,趁着会议间隙,也去拜访了几位企业里的朋友。他们的企业原本都是部属企业,在去年开始划归地方管理。他们向我反映,划归地方之后,他们与其他部属企业之间的协作受到了影响,没有了原来那种全国一盘棋的大协作,技术水平的提升出现了困难。这个问题,我正打算向罗主任那边再求证一下。咱们这么大的国家,装备工业不能相互割裂,否则就没有竞争力了。”

    沈荣儒点点头,道:“这种情况,我也听到了一些反映,不过我没有具体做过装备工业方面的工作,体会可能不如你深入。你可以把它当成一个专门的课题去研究一下,提出一些政策建议,我帮你提jiāo到中央领导那里去。”

    “那可太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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