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时可不想侍郎家的公子在自己地盘上出事,连忙劝道:“他还是个孩子,只是叫家里娇惯得不知天高地厚。且他此时已经出城了,诸位君子只看在此事最后落了个有情人终成眷属的好结果份上,饶过他一遭罢。”

    赵书生愤恨未消,别人更替宋时不平,觉着他不该平白替这种人背恶名,受委屈。

    好在沈举人是个沉稳的人,拦住一群说风就是雨的生员,让他们先帮赵李二人搬家,临行时又跟宋时约好,端午节后到县西双豸山上的豸山书院旧址共举文会。

    宋时亲自送他们离开,找来见过桓文的衙役,叮嘱他们不许跟人透露桓文的身份,然后回到房里,也不怎么想睡,就翻起了他的应试典籍。

    大郑朝的科举同于明制,不考应制诗,第一天考经义、第二天考刑律和小论,第三天考五道策问题。正经教材就是《四书》《春秋》《左传》《大郑律》《资治通鉴纲要》这几本。

    不过当初桓先生看他有学历史的基础,教《春秋》时就给他延伸了一下,不光教他《左传》,同时也授了汉代的《公羊》《谷梁》二传,与北宋胡文定的《胡氏传》、南宋张洽的《张洽传》。

    正式考试时却是以《左传》为主,《胡氏传》为辅,甚至《春秋》本经义都考得不多,以后专攻《左传》的话xing价比更高。

    除此外,还得裁汰一批课外辅导书——他捐了监生,可以不用去考院试,直接乡试起步,前两年买的《小题大全》和院试闱墨就可以扔了。不过倒不急着买乡试闱墨,因为刚从他们衙门出去的林泉社诸生中,就有一位本地知名的“帖括名士”于廪生。

    帖括名士,也就是时文名士,共分两种:一种是擅长写八股制艺,文名满天下,甚至本人也凭一手好文高中进士的名士;还有一种则是擅长选编时文集,让读者中试的名士。

    于廪生当然是后者。

    沈举人既跟他约了下个月办文会,到时候他就可以当面问问这位廪生要出什么新选本,再请他帮自己改一下文章。

    不管于廪生自己考试的本事如何,他编的教材既然能大受欢迎,就说明他很擅长评判文章,正好帮他把握一下文中的经学思想,看看能不能被本时空的人接受——

    他现在没有老师教,自己复习旧笔记也复习不出更高水准。这武平县的教谕、训导、名士才子他都知道,更没有能跟桓先生比肩的、治《春秋》的大师。况且……如今他跟桓家的婚事退了,还撕破了脸,以后也不能再跟桓小师兄通信,请他指点自己读书了……

    既然如此,他索xing就下几篇原先世界的明、清经学论文研究一下,拓展拓展写文思路。

    之前他总想着两个世界线不同,理学大师和传下来的文章都有差别,只要照着桓先生教的钻研就行。可现在想想,反正教材是一样的《四书朱子注》和《春秋》《左传》《胡传》,主流思想也是程朱理学,原世界的明清经学毕竟可以起个‘他山之石,可以攻玉’的作用。

    哪怕攻不成,大不了就回头接着看先生留下的讲义、背时文集么。

    宋时收拾好书和文章,关紧门户,拿出一沓厚厚的稿纸,打开晋江文献,搜索起了关于明清两代经学、春秋学、八股制艺的标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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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在后衙埋头研究比较不同时代的经学思想,除了命案、灾荒、督运几桩大事,别的都先放开不管。就这么稍微放了放手,没叫人盯紧林泉社那群书生,他们就闹出了大事——

    那群书生从长汀县寻着了桓文,把他的车掀了,带的下人都打了。

    那些书生连本地县衙都敢闯,一个礼部侍郎的孙子说打也就打了。敢打,还敢报名字,什么郎署某官之子,按院某官之侄,某致仕大员之孙,某地布政使族亲……一边数落着桓文放纵刁奴打伤生员、陷害武平知县的令郎的罪名,一边带着不知多少家人、庄户,把桓文带来的家人都打得遍体鳞伤。

    两队人当街打架,正好撞上了来汀州府吊考童生的学政方思瀚。提学御史的本职就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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