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爸爸干啥去了？”当母亲回来后，我问她。
“不是过年嘛！除夕夜，你爸爸照旧去二爷家喝酒。”母亲回答。
“为啥去他家？在咱家喝酒不行吗？”
“是你二爷请你爸爸的，自从……反正每年都是。你别管他了，快吃饭吧，你睡着后，我包的水饺。”母亲话里有话，用水饺堵住我的疑问。
“哦，水饺在哪？”我瞪大了双眼问。听到有水饺吃，谁还管喝酒的事。
“对了，天黑前你爸爸贴春联了，你睡着了没叫你，你去看看吗？春联可新了。”母亲对我说，“我们还叫‘年蛾’了，烧柴火放鞭炮的，你通通没赶上。”
我不在乎，因为我的思绪早转到水饺和“过年”上去了。
既盼望过年，又害怕过年，是我的矛盾。
盼过年，是因为有漫长的假期。小时候的寒假出奇得漫长，在假期里，有数不清好玩的事：跳房子、溜瓦、插锥、滚铁环、打札、打耳、弹玻璃球、踢毽子、砸火药、打扑克等。
“溜瓦”需要雕琢一个圆形的砖块、石块或瓦块，大小合适，薄厚得当，然后在地面上挖一个洞，在既定的距离外手执圆瓦，扔向洞口，谁扔的最靠近洞口谁嬴，倘若直接进洞，会获得满堂喝彩。就这么个简单的游戏，我们可以从早玩到晚，玩得都忘掉吃饭，最盛的时候，七八个小伙伴聚到我家院子里，叽叽喳喳能玩一整天。
“插锥”则是在地面上画一个原点，手执尖刀呈竖立状，然后用力掷下插到地面，以尖刀不倒为判，再将每个落点以刀划线连接，无限延伸。先玩者通常会竭力缩小包围圈，使后玩者在夹缝中插刀求生存，一旦刀尖触到先玩者划的包围线，即为判输。
为了玩插锥，我曾效仿“铁杵磨针”的故事，拿父亲废弃的一根钢钎打算把它磨成细细的锥子，但磨了不足十五分钟我就放弃了，只得了一手水泡。
“打札”则是找根十五厘米左右的小木棍两头削尖，称为“札”，把它放在地上，再找一个长度适当的大木棒敲击“札”的某个尖头，在“札”翘起腾空时，挥出手中的木棒击打“札”体，谁击打的“札”飞出最远为胜。
“打札”是我很喜欢的一项运动，能够增强身体与脑部的协调能力，战胜别人让我有强烈的成就感，我以此为乐。有一次我跟张天津打札赌输赢，输到他一路哭着回家，他发誓再也不跟我打札了。
“打耳”与“打札”类似，制作材料相同。不过“耳”的外形粗大，靠在地面击打，谁远为谁嬴。
“弹玻璃球”与“弹脑袋嘣”类似，不过弹的对象不是脑袋，而是玻璃球。将玻璃球散落在地面上，弹自己的球击打对手的球，弹中则将对方球判为己有。玩一下午的话，有时能嬴一兜子玻璃球。
“砸火药”则是捡拾户户散落在门口的“臭炮”，即不响的鞭炮，把外皮一层层剥开，将里面的火药收集起来放入小瓶。玩的时候，取一点火药放在铁砧上，用榔头使劲敲击在火药上，火药“砰”的炸响，既刺激又好玩，让人百玩不厌。
至于害怕过年，是因为我讨厌磕头。
每年初一，天还未亮，外面便响起令人焦躁的鞭炮声，在暖暖的被窝里睡得又香又甜的时候，父母就催促我起床，穿上厚厚的大棉裤，穿上紧绷绷的新衣新鞋，给奶奶、二爷去磕头。
“为什么姐姐不去磕头呢？”我问父亲。
“女孩不用磕头，只有结婚后才磕。”父亲告诉我。
“这不公平！”我抗议。
“哪那么多废话！这是老祖宗留下来的规矩。”父亲说。
父亲领着我，我还没睡醒，极不情愿地走着，半闭着眼，迎着潇潇的寒风，在晓色朦胧的胡同里深一脚浅一脚地走着。
奶奶家的大门是两扇木门，加起来不足一米半宽，里面的横栓早被打开了，顶上有一柄竖销插着，青灰色的大门上贴着红艳欲滴的春联。
透过门缝，父亲向里张望，确认横栓已被打开，院子里静悄悄的。他踮起脚尖，伸手拔下门顶上的竖销，“吱扭”一声推开院门，父亲带我径直走进奶奶屋里。两间小小的土房子，几步远的开间，个子高的人伸出手去就能触到房顶，窗子又小又暗，屋子里黑魆魆的。
父亲先给奶奶磕头，口里呼着“娘啊，过年好哇，给你磕头了”，连拜了三拜才起身站立。奶奶口里应着“五儿啊，好啊好啊，快起来吧。”
“小强，还不快给奶奶磕头？”父亲推着我的肩膀说。我不愿意磕头，一磕头新衣服就脏了，再说，拜年是你们大人的事，跟我们小孩子有什么关系！我觉得很别扭，脸也红了，体内冲撞着一股大概叫“尊严”和反抗的东西。
“还不快磕！”父亲走上前，推搡着我，按着我的头命令我跪下来。我跪了下来。
“起来吧。”奶奶说，从笸箩里拿了一颗糖递给我。这颗小小的糖算是个安慰，一个子填满了我的世界。
我脚步轻快起来，跟着父亲跨出奶奶的屋门。父亲驻足向对面望去，三爷的屋门关得紧紧的，整座房子笼在一片阴影里，两扇黑褐色的木门像是墓碑，红艳欲滴的春联也调和不了那片阴影。他独身一个人，别人过年，他过关，一年的伤悲全聚到今天了。
多少年来，三爷深居简出，他的房子在我印象中，就是童话故事里隐藏在森林深处无人来访的，女巫的木屋。
父亲犹豫了片刻，还是走上前去，“笃笃笃”轻叩着房门，“三哥，三哥？”他柔声叫着。等了一会儿无人应答，我在父亲身后战战兢兢地等待着。父亲退后几步，示意我安静，牵着我悄悄离开了这座小小的四合院儿，并再次插上竖销。
一转身，只见二爷双手举着一炷香，正从胡同南头向家门走来。
“二爷去干嘛了？”我问。
“他去请老爷爷老奶奶了，在西湾边上，面对西方默念他们就请来了。请来后，大家团团圆圆共同过年。在请的过程中双手举香不能说话，所以你不要跟你二爷打招呼。”父亲解释道，并嘱咐我。
“请老爷爷老奶奶？不是已经死了吗？那怎么请？”我问。但父亲懒得理我，并教训我小孩子不许在大年初一胡乱说话。
我们跟着二爷，看到他举着香，沐在缭绕的蓝青色烟气里，严肃而虔诚地迈进屋子，把香郑重地插在桌面的小香炉上。
我们也迈步进屋，在悬挂着一幅花花绿绿的巨幅画作下的桌子前磕头，巨画上绘着古代的老人和孩童，以及府第高墙。父亲告诉我，那张巨画叫做“轴子”，是“家谱世系图”，请来的老爷爷老奶奶都在上面呢。我搞不懂，也看不到他们，感觉很害怕，以为他们随时都会飘下来抓我，于是赶紧磕头。
“还去六叔家磕吗？”我问父亲。
“不去，他比我小，他得来咱家磕。你现在还小，等你大了自己去磕。”父亲说。回到家后，母亲已把饺子下出来了，热气腾腾的，我扑上前去，品尝那几乎一年只吃两次的饺子。
“好了，你玩就行了，我要去村里磕头了，你还小，不用跟着我。”吃完饭后，父亲对我说。
我蒙了大赦，蹦蹦跳跳跑出去，在胡同间散布的鞭炮纸屑里寻找“哑炮”，装到口袋里准备回家收集火药。在胡同里我看到了张天津、窦峰、我哥、我六叔家的堂弟张海，他们也在捡“哑炮”。
下午，初春的阳光迷离温暖的时刻，父亲提着鞭炮喊我到二爷家。
“去他家干啥？”我边走边问。
“咱们要去送老爷爷老奶奶了。早上请来，吃完饭过完年，下午就要送他们走。”
二爷在家正忙活着，将悬挂在巨画两旁剪得漂漂亮亮的黄纸条（纸钱）摘下一部分，放到簸箕里，手拈燃香，提着酒壶和鞭炮，叫上六叔儿和张海，带着我们去村西口。他跪在地上，将纸燃着，随后令我们点燃鞭炮，鞭炮“噼里啪啦”响完，纸也烧尽了，纸钱的轻灰随风飏向空中，飘飘悠悠的。二爷要我们一齐向纸灰磕头。
就这样，我们的老爷爷老奶奶被一炷香请回来，又随一把黄纸钱被送走，来时如烟，去时如风。
“不是过年嘛！除夕夜，你爸爸照旧去二爷家喝酒。”母亲回答。
“为啥去他家？在咱家喝酒不行吗？”
“是你二爷请你爸爸的，自从……反正每年都是。你别管他了，快吃饭吧，你睡着后，我包的水饺。”母亲话里有话，用水饺堵住我的疑问。
“哦，水饺在哪？”我瞪大了双眼问。听到有水饺吃，谁还管喝酒的事。
“对了，天黑前你爸爸贴春联了，你睡着了没叫你，你去看看吗？春联可新了。”母亲对我说，“我们还叫‘年蛾’了，烧柴火放鞭炮的，你通通没赶上。”
我不在乎，因为我的思绪早转到水饺和“过年”上去了。
既盼望过年，又害怕过年，是我的矛盾。
盼过年，是因为有漫长的假期。小时候的寒假出奇得漫长，在假期里，有数不清好玩的事：跳房子、溜瓦、插锥、滚铁环、打札、打耳、弹玻璃球、踢毽子、砸火药、打扑克等。
“溜瓦”需要雕琢一个圆形的砖块、石块或瓦块，大小合适，薄厚得当，然后在地面上挖一个洞，在既定的距离外手执圆瓦，扔向洞口，谁扔的最靠近洞口谁嬴，倘若直接进洞，会获得满堂喝彩。就这么个简单的游戏，我们可以从早玩到晚，玩得都忘掉吃饭，最盛的时候，七八个小伙伴聚到我家院子里，叽叽喳喳能玩一整天。
“插锥”则是在地面上画一个原点，手执尖刀呈竖立状，然后用力掷下插到地面，以尖刀不倒为判，再将每个落点以刀划线连接，无限延伸。先玩者通常会竭力缩小包围圈，使后玩者在夹缝中插刀求生存，一旦刀尖触到先玩者划的包围线，即为判输。
为了玩插锥，我曾效仿“铁杵磨针”的故事，拿父亲废弃的一根钢钎打算把它磨成细细的锥子，但磨了不足十五分钟我就放弃了，只得了一手水泡。
“打札”则是找根十五厘米左右的小木棍两头削尖，称为“札”，把它放在地上，再找一个长度适当的大木棒敲击“札”的某个尖头，在“札”翘起腾空时，挥出手中的木棒击打“札”体，谁击打的“札”飞出最远为胜。
“打札”是我很喜欢的一项运动，能够增强身体与脑部的协调能力，战胜别人让我有强烈的成就感，我以此为乐。有一次我跟张天津打札赌输赢，输到他一路哭着回家，他发誓再也不跟我打札了。
“打耳”与“打札”类似，制作材料相同。不过“耳”的外形粗大，靠在地面击打，谁远为谁嬴。
“弹玻璃球”与“弹脑袋嘣”类似，不过弹的对象不是脑袋，而是玻璃球。将玻璃球散落在地面上，弹自己的球击打对手的球，弹中则将对方球判为己有。玩一下午的话，有时能嬴一兜子玻璃球。
“砸火药”则是捡拾户户散落在门口的“臭炮”，即不响的鞭炮，把外皮一层层剥开，将里面的火药收集起来放入小瓶。玩的时候，取一点火药放在铁砧上，用榔头使劲敲击在火药上，火药“砰”的炸响，既刺激又好玩，让人百玩不厌。
至于害怕过年，是因为我讨厌磕头。
每年初一，天还未亮，外面便响起令人焦躁的鞭炮声，在暖暖的被窝里睡得又香又甜的时候，父母就催促我起床，穿上厚厚的大棉裤，穿上紧绷绷的新衣新鞋，给奶奶、二爷去磕头。
“为什么姐姐不去磕头呢？”我问父亲。
“女孩不用磕头，只有结婚后才磕。”父亲告诉我。
“这不公平！”我抗议。
“哪那么多废话！这是老祖宗留下来的规矩。”父亲说。
父亲领着我，我还没睡醒，极不情愿地走着，半闭着眼，迎着潇潇的寒风，在晓色朦胧的胡同里深一脚浅一脚地走着。
奶奶家的大门是两扇木门，加起来不足一米半宽，里面的横栓早被打开了，顶上有一柄竖销插着，青灰色的大门上贴着红艳欲滴的春联。
透过门缝，父亲向里张望，确认横栓已被打开，院子里静悄悄的。他踮起脚尖，伸手拔下门顶上的竖销，“吱扭”一声推开院门，父亲带我径直走进奶奶屋里。两间小小的土房子，几步远的开间，个子高的人伸出手去就能触到房顶，窗子又小又暗，屋子里黑魆魆的。
父亲先给奶奶磕头，口里呼着“娘啊，过年好哇，给你磕头了”，连拜了三拜才起身站立。奶奶口里应着“五儿啊，好啊好啊，快起来吧。”
“小强，还不快给奶奶磕头？”父亲推着我的肩膀说。我不愿意磕头，一磕头新衣服就脏了，再说，拜年是你们大人的事，跟我们小孩子有什么关系！我觉得很别扭，脸也红了，体内冲撞着一股大概叫“尊严”和反抗的东西。
“还不快磕！”父亲走上前，推搡着我，按着我的头命令我跪下来。我跪了下来。
“起来吧。”奶奶说，从笸箩里拿了一颗糖递给我。这颗小小的糖算是个安慰，一个子填满了我的世界。
我脚步轻快起来，跟着父亲跨出奶奶的屋门。父亲驻足向对面望去，三爷的屋门关得紧紧的，整座房子笼在一片阴影里，两扇黑褐色的木门像是墓碑，红艳欲滴的春联也调和不了那片阴影。他独身一个人，别人过年，他过关，一年的伤悲全聚到今天了。
多少年来，三爷深居简出，他的房子在我印象中，就是童话故事里隐藏在森林深处无人来访的，女巫的木屋。
父亲犹豫了片刻，还是走上前去，“笃笃笃”轻叩着房门，“三哥，三哥？”他柔声叫着。等了一会儿无人应答，我在父亲身后战战兢兢地等待着。父亲退后几步，示意我安静，牵着我悄悄离开了这座小小的四合院儿，并再次插上竖销。
一转身，只见二爷双手举着一炷香，正从胡同南头向家门走来。
“二爷去干嘛了？”我问。
“他去请老爷爷老奶奶了，在西湾边上，面对西方默念他们就请来了。请来后，大家团团圆圆共同过年。在请的过程中双手举香不能说话，所以你不要跟你二爷打招呼。”父亲解释道，并嘱咐我。
“请老爷爷老奶奶？不是已经死了吗？那怎么请？”我问。但父亲懒得理我，并教训我小孩子不许在大年初一胡乱说话。
我们跟着二爷，看到他举着香，沐在缭绕的蓝青色烟气里，严肃而虔诚地迈进屋子，把香郑重地插在桌面的小香炉上。
我们也迈步进屋，在悬挂着一幅花花绿绿的巨幅画作下的桌子前磕头，巨画上绘着古代的老人和孩童，以及府第高墙。父亲告诉我，那张巨画叫做“轴子”，是“家谱世系图”，请来的老爷爷老奶奶都在上面呢。我搞不懂，也看不到他们，感觉很害怕，以为他们随时都会飘下来抓我，于是赶紧磕头。
“还去六叔家磕吗？”我问父亲。
“不去，他比我小，他得来咱家磕。你现在还小，等你大了自己去磕。”父亲说。回到家后，母亲已把饺子下出来了，热气腾腾的，我扑上前去，品尝那几乎一年只吃两次的饺子。
“好了，你玩就行了，我要去村里磕头了，你还小，不用跟着我。”吃完饭后，父亲对我说。
我蒙了大赦，蹦蹦跳跳跑出去，在胡同间散布的鞭炮纸屑里寻找“哑炮”，装到口袋里准备回家收集火药。在胡同里我看到了张天津、窦峰、我哥、我六叔家的堂弟张海，他们也在捡“哑炮”。
下午，初春的阳光迷离温暖的时刻，父亲提着鞭炮喊我到二爷家。
“去他家干啥？”我边走边问。
“咱们要去送老爷爷老奶奶了。早上请来，吃完饭过完年，下午就要送他们走。”
二爷在家正忙活着，将悬挂在巨画两旁剪得漂漂亮亮的黄纸条（纸钱）摘下一部分，放到簸箕里，手拈燃香，提着酒壶和鞭炮，叫上六叔儿和张海，带着我们去村西口。他跪在地上，将纸燃着，随后令我们点燃鞭炮，鞭炮“噼里啪啦”响完，纸也烧尽了，纸钱的轻灰随风飏向空中，飘飘悠悠的。二爷要我们一齐向纸灰磕头。
就这样，我们的老爷爷老奶奶被一炷香请回来，又随一把黄纸钱被送走，来时如烟，去时如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