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多士林子弟认为,采取本地官制度,并不会像徐清所担忧的那样发生一些地方势力做大的事情,他们还举出了很多的例子,比如说古代汉唐时期,之所以会有藩镇割据,其主要原因便是主官钱权兵三者通吃,而这三项权利,都握在了一人的手中,自然会造成地方势力做大。

    与其说是本地官制度让地方势力做大,倒不如说是权利集中才导致地方势力做大,毕竟有很多节度使,其实并不是本地人,但因为掌握着权利,所以最终成为了当地的大族,而如今宋朝采取三权分立的政策,当然,这三权不是现代的行政权、司法权和立法权,而是兵权、财权和政权,三权分立,既然如此,把主管行政的官员换成是本地官,其他两个官员全部用异地官又有什么关系呢?

    在这三官中,行政官员最大,拥有节制其他两位官员的权利,而其他两位官员,也可以监视本地官的所作所为,但如果后两者想要为了政绩不达目的的话,那么本地官也可以进行节制,通过这种方法,地方势力虽然会做大,但不会达到割据的地步,无疑是一个好的选择。

    官员们的这种说法,让徐清也有些动摇,但对于这套制度到底可不可行,徐清还是充满了犹豫,因为从他一路走来,尽管给宋朝做了很大的改变,但基本上都是参照现代的制度在进行着改变,所以在别人眼中,徐清做出了很多的改变,让这个社会越来越好,但只有徐清自己知道,他其实只是在复制粘贴而已,而如今这些官员所建议的这一套制度,在现代社会是不存在的。

    现代社会几乎所有的官员,全部都是流转制度,无论是文官也好,还是将军们也好,绝对不可能在一个地方长期执政,主要原因便是为了防止结党营私,中国一路以来也都是如此,从夏商周的封邦建国,到秦朝之后的君主集权,以及往后的时光,中国的历史就是一部权利越来越集中的历史,虽然到了现代,为了促进改革开放,所以给了地方上更大的权利,但也没有做出将当地市长规定必须由当地人来担任的情况。

    这一点显然还做不到,所以徐清也不敢突兀的做出决定,在他的心中,他并不觉得自己比历代先贤更加的厉害,说到底,自己只是一个富二代而已,比普通人更能看得懂这个世界,接触过更加大的视野,但对于自己的智慧,徐清并没有绝对的把握,所以最终犹豫再三,他也没有做出这个决定,三位地方长官依旧由流官担任,但在三位长官之下的局级干部,也就是正八品以及之下的官员,则允许部分使用本地官,以此来抗衡流官,为当地争取更多的权益。

    他终究是一个保守的人,让他去做那些大举动,除非有前世的经验做依托,不然他是决然不敢贸然行事的,尤其是到了这个位置上,一举一动便牵连天下苍生,这不是一盘游戏那么简单,若是当地因为他的政策而真的局势不可控,或者造成中央不稳,安禄山史思明之事在宋朝爆发,他可就真的是万死不辞了。

    所以最终也只是在地方部门首脑这里放了权,如此一来,即便力有不逮,未来也好收拾,并且这些放权的部门,大抵还是集中在小范围,并没有推行全国,徐清在东部沿海地区找了几处地方,又在珠江三角洲找了几处地方,然后汴京周围和中部,西部地区也都各自找了一些地方,这些地区或者沿海,或者在内地,经济发达程度,人口多寡也多有不同,地形环境也各有差别,在这些地方实验本地官制度,或许等到制度成熟之后再行安排,这就是徐清最后和众人商讨出来的办法。

    看上去确实是有些优柔寡断,但这确实才是治国经邦最好的办法。

    治大国如烹小鲜,锅子里面若是一块块的五花肉,那么怎么翻炒都行,但若是一条鲫鱼,那就只能慢慢伺候了,不然若是想伺候五花肉那样肆意翻炒,最后整条鱼也就面目全非了,治理国家也是如此,若是动的太快,那么整个国家就会像那条鱼一样,变得面目全非了。

    流官制度与本地官制度的争论只不过是官制最为基本的争执而已,在放权上,更多的还是集中在权力上面,所谓权力,无外乎行政、财权和兵权,其中兵权当然要归于朝廷指挥,地方是绝对不能调动的,这是从秦朝便传下来的规矩,任何五十人以上的调动,都必须要知会兵部及枢密院,如果是一千人的调动,则必须要有皇帝的圣旨才可以,这个权利自从唐朝五代十国混战之后,便一直得到了保留,任何人都不可以违背的。

    对于这一点,徐清也没有任何的意见,军队实在太重要了,地方上能够拥有宪兵已经是最大程度的开放了,若是再拥有军队,这可就真的了不得了,如今宋朝的军队系统,主要分为三块,其中第一块就是国防军,也就是原来的禁军,数量非常巨大,一共有一百五十万人左右,其中一百二十万陆军,三十万海军,是整个大宋最为精锐的部队,负责保卫国家主权领土的完整以及租界的永久和平。

    在此之后便是宪兵,相当于原来的县兵、乡勇,跟现代的武警差不多,属于军队体系之中,但并不由朝廷直接管辖,而是由当地衙门里的都尉直接控制,人数有着严格的限制,一般府一级的城市保持在两千人左右,道一级的行政区保持在五千人左右,县为八百人,乡为两百人,他们的主要工作是负责行政区域内的稳定和安全,主要处理恐怖袭击事件和地区范围内的剿匪行动。

    相比起禁军来说,他们的装备要差得多,首先就是没有重型武器,比如说扫射机关枪,然后就是六十毫米以上的大炮也不允许这些宪兵装备,属于轻型武装,但力量也非常强悍,全国人数在八十万左右,属于军队的第二梯队,战斗能力非常强,接受军队训练,属于战争阶段可以直接拉上战场的部队,主要行动范围在本土地区。

    第三梯队就是捕快了,相当于现在的警察,负责城市内部的交通、安全、防卫、消防等各种各样的工作,可以说什么都干,他们的人数也最为庞大,大概在一百八十万左右,他们的上级领导为捕快局,隶属于知府、县令、道台控制,属于行政系统,而宪兵则是属于都尉控制,都尉隶属于枢密院、兵部,属于朝廷直接控制的部队,但地方都尉有权调动,而禁军,则是皇帝的部队,这就是如今宋朝军事的体制。

    而如今大概只有捕快是完全听命于地方的,但他们的能力非常的弱,许多甚至根本没有作战能力,听上去一百八十万非常多,但里面很多都已经是五六十岁的老人了,还有许多是从事各种不一样的工作类型,论及战斗能力是非常低下的,至于宪兵和禁军,则都由朝廷控制,一个归于政事堂,另一个则是属于皇帝,双方个掌握一半,维持着整个宋朝的平衡。

    也正是因为军队握在朝廷的手中,所以整个国家才能始终维持中央集权制度,若是像唐朝一样,采取藩镇制度,最后将国家的兵权全部交给藩镇去控制,自然中央的力量就减弱,单单依靠威望是不可能治理国家的,一个国家除了需要道德和威望,更加需要的还是强大的威慑力,而军队是其中必须的一环,所以这一点自然不能让。

    唯一能让的就是行政权和财权,其中财权是必须要让渡出一部分的,根据宋朝以往的管理,一个县一年的税收,其中百分之六十以上要上缴给朝廷,然后由朝廷进行再分配,这个分配过程基本上是富的地方少分点,穷的地方多分点,然后更多的钱则是建立全国基础设施,比如修建运河、赤道之类的工程,又或者是去打仗,然后给朝廷官员发工资,当然,更多的钱就是被各级官员们拿到了自己的口袋私吞了,总之这笔钱主要就是为了维持帝国的运转的。

    而如今再让地方上缴这个钱,显然就不太对了,首先就是中央财政如今并不是那么紧缺了,随着一大批由国家注资的企业诞生,再加上殖民地的扩展,如今的宋朝朝廷并不缺钱,远远不需要让地方上缴这么大一笔钱的地步,其中很多钱都可以退掉的,只需要上缴一部分钱,来支援其他贫困地区就够了。

    所以财权进行一定程度的下放是十分有必要的,毕竟朝廷对于地方上的认识终究是不如地方官员的,若是胡乱制定政策,只会让地方进入混乱,如今已经是工业时代了,不再像田园时代那样,一个地方官只需要关注自己管辖的地区,老百姓有没有饭吃,土地有没有得到开垦,人口有没有增加就行了,如今的城市发展是多层次的,所以就需要执政团队更加细致的去处理这些城市的角角落落,朝廷只需要进行一些大项目的规划就可以了,其他的事情则交给地方官自己来处理就是了。

    所以这就需要进行财权下放,不然地方官连修建一条路的钱都没有,也就别想干成什么事情了,对于这一点,其他几位宰相也跟徐清保持了相同的意见,虽然三司使还是有些不满意,毕竟他是管钱的,如今钱少了,自然是不开心的,但下放财权这是大势所趋的事情,所以他也无法阻挡,只不过他也找到了一些理由,来暂缓下放的速度。

    比如说如今宋朝的福利越来越好,而开支自然就越来越大,财权下放是可以的,但也不能下放太多,不然朝廷中央国库空虚,这对于国家来说也不是一件好事,对此徐清还是十分同意的,所以第一次财权下放,便从上缴百分之六十变成了百分之五十五,百分之五别看只有这么点,但对于宋朝这庞大的财政收入来说,百分之五,相当于是数十亿贯的财富了,这么多的钱,交给地方去执行,绝对能够做许多的事情了。

    财权的问题解决,但政权的问题则纠结了一票人,原本对于地方官员,朝廷的限制其实是非常少的,基本属于土皇帝,只要不造反属于想怎么治理就怎么治理的状态,但随着工业化开始,许多官员为了自己的绩效,经常会胡乱发布一些建设命令,比如说给一些地区进行免税,以此来增加自己的地方竞争力,又或者是花许多的经历引进一些高污染的产业,对地方造成了巨大的破坏之后,朝廷便严禁各地胡乱发展了。

    后来过了一段时间之后,朝廷又逐步开放这些禁止的东西,但效果并不是特别的好,毕竟朝廷的心中还是有顾虑的,如果随便开放,会不会给地方上带来恶性竞争,最后便宜了资本家却让国家的利益受到损失了,这个问题十分严重,容不得徐清去马虎,二来则是开放了之后,到底要到哪一步才算是到头了,这也很难划分的清楚,而对于官员们来说,心中的顾虑也很重。

    虽然已经开放了一部分权利,比如说对于农业用地的使用,这一部分已经全部交给了地方衙门,朝廷是不管的,只要各地保留最基础的生产用地就可以了,至于其余的用地到底是封山还林,还是变成城市群,这都是由当地来支配,但地方官员却不敢动了,毕竟上一次动的那一批,如今可还有不少在牢里带着呢,还有一些则是成了平头老百姓,现在让这些官员来做,自然是投鼠忌器,没有人敢当第一个吃螃蟹的人了。

    这也需要朝廷进行鼓励,但最终该怎么做,依旧需要朝廷去探索,如今也只能慢慢摸索,让官员们适应自己的事情自己去做主了,这需要朝廷去进行引导,同时也是一个极为缓慢的事情,不像财权这样只要下放就行了,终归还是要改变这些官员的思维模式,让他们更像一个现代官员那样去思考治理方法才行,光是权利的下放是远远不够的。

    与先进的制度相比,徐清永远更相信人的主观能动性,因为任何制度,都有空子可以钻,发达国家,民主国家一概如此,最为关键的还是人的把握,这一点十分重要,就像在万恶的封建社会,也照样会出现包拯、海瑞这样的清官,所以人的思维是非常重要的,思维没到那个程度,即便再先进的制度,也很难让官员们知道自己应该去做些什么。

    (本章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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