越王翳当真是无可奈何了，本想着一举攻破滕城，重新确立霸权以让这些小国安分一些。
却不想滕城还没到，就现在武城、兰陵、缯这一带转了一大圈，处处被动。
分兵不敢，不分兵又根本追不上，破城不是恐吓而是真能做到，沿途义师又秋毫无犯。
这一圈转下来，许多城邑都有了一个根深蒂固的印象。
义师乃君子之师，秋毫无犯，为利天下而奔波。
越王乃残暴好战之君，沿途所过，征集粮草民夫，实非明主。
等到四万大军奔回缯城的时候，义师在几十里外攻破了一个小邑后就溜走了，只留下了缯城附近的一些准备攻城的痕迹，缯地的越人不敢出战，还好守到了越王到达。
旁边那座被攻破的小邑，义师则驱逐了当地的越国贵族，比在武城分粮食做的更为坚决，直接将隶属于越人贵族的公田和禄田分掉，将奴隶全部释放。
在那座小邑义师逗留了不过十天，可就是这十天，依靠着墨家那强悍的宣传鼓动和组织能力，已经完成了这座小邑的土地大致划分，还扶助了困苦之家，惩办了一些名声不好的小吏，赶走了禄田的越人贵族，解放了奴隶，顺带着还宣传了一下“乐土”之愿景，甚至还在这里演出了几场戏剧……
反正墨家要争取的，是可以成为自耕农的份田制农夫，和越国的战争状态下处置贵族，那只是一种“敌对状态”下的常态，而非是要“废除世卿贵族”和天下诸侯和旧制度发出檄文。
越王翳这一次真正是暴怒了，已经六月了，之前的会盟被义师打乱，现在则完全又成了一幅笑话。
待他收回了那座小邑，又在缯城征集了粮草后，先让费国国君修筑城防，集结费国之军在国都，不用跟随出征，只要守住就好。
然后稳扎稳步，从缯国带着大军慢慢走到了兰陵，又从兰陵沿途慢慢走回了倪城附近，这一次义师倒是老实了许多，直接没有了踪影，应该是退回了滕地。
越王翳带着大军抵达倪城的时候，已经是七月流火的季节，从四月晃到七月，大军都已疲惫不堪。
更可恶的是，倪子等到越王一到，急忙请罪，说是城内的粮食都被墨者弄走了。
这一点越王原本不信，之前墨家可是秋毫无犯，既然以义师为名，这种事怎么看都做不出来。
再一问，不由大骂。
原来义师之前攻破了倪城后不久，前往沂水会盟的倪子就急忙返回，可是返回的路上又被滕地出征的一部分义师抓获，予以教育“仁义之政”。
这涉及到一个意识形态解释权的问题，按说教育这种事是周天子、霸主和大国国君才能做的。
但是墨家一直在强调天志，并且一直在说“我有天志如匠人之有规矩”，所以教育倪子那是“代天而教”，天存不存在不重要，重要的是墨家宣称自己掌握了天志。
因为墨子之前就今天骂秦伯好战，明日骂越王好战，后日喷鲁侯愚钝，偶尔说说齐侯智障，这骂的基础就源于天志。
倪子接受不接受，不取决于道理本身，取决于墨家的军力。
周天子若能灭杀墨家，自然可以说天子才有资格讲天志，然而周天子并没这个能力，于是倪子只能听。其余诸侯想要讲“礼”的道理，得先把自己身上的屎擦干净，然而他们并没有成体系的道理和意识形态，现在五德之说又未出现，儒家全面势微，在意识形态体系上没人能和墨家一叫雌雄。
至于天志是私有财产不可侵犯、还是世卿贵族理所当然、亦或是普天之下莫非王土、还是民族大义、还是克己复礼、亦或是分封天下、甚至是君权神授，那又是自身道理体系的问题。
掌握解释权，就如同科举本身，是极好的文官选拔制度，而关键在于考什么。
墨家号称掌握天志、或者儒生号称掌握仁义之道、或者教会宣称掌握了神的旨意，这都不是问题，问题的关键在于怎么解释天下的问题。科学本身也是一种解释天下的方式，如果证明是有效的，那么就要从小强制接受，潜移默化，这是正常的。
适不怕走错，因为他本身就知道这天下该怎么解释，所以墨家的口号是“同义”、“平等”、“兼爱”。
三色中的那一色换为了墨家的同义，因为墨家不需要鼓动绝对自由来对抗王权和贵族，也因为此时的手工业者和小资产者的力量太弱完全没有成功的可能性。与其鼓动绝对的自由对抗封建，不如先锋队同义来搞掉世卿贵族更简单。
以同义和“天志”为基础，出面教训了倪子之后，滕地的墨者以钱财铁器，购买了滕地民众手中的粮食，那些粮食本就是府库发下去的。
民众无不踊跃，还帮着把粮食用墨车送到了滕地边境修筑的那个堡垒上。
但是墨家也没全部买光，除了留下了民众的口粮外，还留下了一部分粮食，由倪子做个见证人，给越王写了封信。
信上说：两军交战，不应扰民，这是天意，违背必无幸。如今义师买走了倪地民众的粮食，也留下了口粮种子，巨子多说越王乃残暴好战之君，所以墨家担心越王你征集民众的口粮，所以又留下了够四万大军半月之粮，请越王不要抢夺民众的粮食以生饥馑。
倪子为证。
下面又写了越王翳欠墨家一共五万石粟米，战后即要归还，这石正是周制的小石，周制与越制不同，正是讽刺越人没有观中国之政以谋霸主的资格。
粮食的数量一一写的清楚，越王大骂之余，却也无可奈何，这封信已经让倪子在城中宣读了，民众都接受了。
越王翳想当这些小国的霸主，又不好全然不顾国都民众的想法，越国又没有灭国置县的能力。
痛骂之后，即令大军饱食，休息三日，飨食牛羊，以讨滕地！
…………
滕城外二十里的那处堡垒外，公造冶与适正在观察地形，许多人正在前面埋填一些巨木。
这是墨家常用的守城手段，这些巨木的作用是测算距离，将来作战的时候作为战场的标志物用的。
之前在沛县的军事会议上，就已经做出来决定，要打一场决战，而不是打依托堡垒的围城反击战。
因为墨家高层对于战略目的已经达成了统一：以一战解决掉越国的威胁，将越国压制的内部矛盾彻底爆发出来，形成对小国的威慑迫使其加入非攻盟，同时又要展现墨家义师的野战能力——如果齐国趁机摘果子，那么还要帮助打败的越人以天下非攻的名义，威慑齐国不准其南下。
总而言之，就是削弱越国，逼越王放弃北方，但又必须保留足够的力量以恐吓齐国，不能赶走了越国又来了个齐国。
守城反击的对抗，其实是最保险的，但是也是最不可控的。一旦时间拖久了，拖的齐人抓住机会背刺越国，那么墨家在这边的局面就不那么完美了。
因此，不论是之前说是为了“夏收”目的的转圈圈，还是现在的各种准备，都是在为一场一举击败越王的野战做准备。
十日前，适带领的六个旅和工兵就已经返回，将越国的大军甩的远远的，在堡垒内已经休息了十日。
这期间，墨家也完成了三个县的夏收夏种工作，基本没有耽搁今年的夏季作物。
义师也在之前全部集结到了滕城，等到适返回后，大军云集，粮食火药和各种军械也都准备充足，堆积在了堡垒和滕城内。
共计十六个步卒旅，墨家的一个义师旅，九门沉重的可以打八斤铁丸的大炮，以及三十六门可以拖拽着在战场上机动的、能发射三斤小铁丸的、可以跟随步卒前进的小炮。
五百名骑兵，八十多名轻装的持弩或是火枪的斥候。
外加七百人的各地的来“助义”的游侠儿、游士，他们主要是作为混战中保护侧翼的一批人，并不指望他们能够发挥出巨大的作用。
这是墨家所能动员的极限力量，也正是因为这已是极限，所以实际上墨家也根本不想打成围城反击战。
即便滕地的堡垒修建的已经远超这个时代的水平，配合上火炮，越人又没有火药，攻一年也啃不下一个堡垒。
后世有足够多的适所知道的战例，不提欧洲的事，就是后期天平天国起义后，依靠火炮和简单的木城堡垒，七八百人就能地挡清军万余的围攻，要不是清军获得了英国火炮的支持，根本拿不下有火炮配置的堡垒。
想玩适在滕地、武城用的掘进战术，那也得有足够的组织能力和数学水平，而且还需要大量的远程武器的压制，以及最重要的……可以炸塌城墙的火药，否则这种之字形掘进的战术就不可能得以实施。
正如越王担心齐国背刺一样，墨家也担心齐国趁机摘果子。
在去年九月的同义会结束后的墨家高层会议上，适就说出了这一战的必要性。
晋楚已经对峙了一年，两方都快要撑不住了，除了决战没有别的可能。晋楚不论谁胜谁负，必然导致两强相争的局面结束——对墨家而言，最好的结果就是楚国大败，王子定入楚让楚国一分为二。
两强相争的局面一旦结束，墨家在泗水流域的扩张就不能再这么明目张胆，而是要等机会，等到胜利者成为天下诸侯众矢之的的时候才能再次扩张。
所以留给墨家在泗水流域的时间不多了。
要打疼越国，让越国彻底没有力气在泗水保持霸权。又要可控局面，不能让齐国趁机南下，不去中原争霸而是跑到两淮一带，必要的时候在打疼了越国后还要扶持一把。越国既然是父子相残兄弟相杀夺位的传统，那么就很容易在这一战越王威信大跌之后出现很多可以被墨家借用的机遇。
想要将来搞大事，楚国那边也要抓紧，泗水流域一旦打开局面，除了经营要成功建立的“泗水诸侯非攻”同盟外，便要为渗透楚国做准备。前提是楚国这一次与魏韩交战大败，这一点墨家众人都信心满满，楚人很难打得过现在的魏国。
此外，适也在那次高层的秘会上，讲诉了一番经济上的问题。
如果沛县不再泗水流域彻底打开局面，沛县的经济要出大问题。
之前依靠着牛马和铁器，吸收了大量的粮食，获取了超额利润的同时，也保证了在沛县市面上流通的货币不是太多，以墨家的垄断一些必要手工业品的能力，控制了沛县一带的粮价。
可现在，牛马铁器的贷款基本还完，粮食产量激增下的粮食在沛县降价、大量的货币在市面流通、没有足够的手工业品满足这个市场都会引发一系列的问题。
总而言之，不缺技术，缺人，缺手工业者，缺一个更广阔的墨家体系内的市场消释货币，还缺更多的可以变业的人口。
沛县的自耕农作为征兵和政治稳定的基础，是绝对不能动的，那就只能靠泗水流域的其余小国人口来解决这个问题。
沛县的这头怪兽，也需要更为广泛的市场，在世卿贵族制度不被打破的情况下，各地的消费能力和市场太狭小。沛县变革之后，一县五万户经过近十年的积累，消费能力远胜于数个大邑，甚至陶邑这样的天下中心都比不上。
按照更容易吸食和吞噬的方式去改造这个世界，这是这头怪兽的自我意识，不顺从就要出大事遭到反噬。而改造的基础，就是搞掉世卿贵族和人身土地绑定的分封建制制度，提升生产力，从而提升消费能力，让市场充盈更多的商品。
再者，墨家的作坊以冶炼、军工为主，日用品如铁器农具已经暂时在沛县饱和，之后必须有更多的手工业品出现，而且是非军工的手工业品，才能持续不断地获取本地的粮食，稳定住货币。
这都需要手工业者和城市的发展。可沛县分地之后，缺变业的动机，靠自然积累的土地兼并制造大批的流民劳动力，要等几十年上百年，而且这些地方作为墨家兵员的根基，也不会允许出现这种情况，只能控制住。
宋国那边墨家可以伸手，但是不如得到泗水后那样得心应手，所以这一仗从经济上也必须打。
适领着六个旅在外面转了三个月，把墨家的道理宣传了出去，造成了越王不仁的对比，这为一战结束后迅速占据此地奠定了基础。
而转了这三个月，也让越王不得不决战，他已经等不起，而且也不敢冒着攻城不下、义师却靠机动性超后路的风险在这里对峙。
这一场选定的战场的决战，由不得越王翳选择，不战也得战。他不知道墨家耗不起，但却知道他自己耗不起，也不敢耗下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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却不想滕城还没到，就现在武城、兰陵、缯这一带转了一大圈，处处被动。
分兵不敢，不分兵又根本追不上，破城不是恐吓而是真能做到，沿途义师又秋毫无犯。
这一圈转下来，许多城邑都有了一个根深蒂固的印象。
义师乃君子之师，秋毫无犯，为利天下而奔波。
越王乃残暴好战之君，沿途所过，征集粮草民夫，实非明主。
等到四万大军奔回缯城的时候，义师在几十里外攻破了一个小邑后就溜走了，只留下了缯城附近的一些准备攻城的痕迹，缯地的越人不敢出战，还好守到了越王到达。
旁边那座被攻破的小邑，义师则驱逐了当地的越国贵族，比在武城分粮食做的更为坚决，直接将隶属于越人贵族的公田和禄田分掉，将奴隶全部释放。
在那座小邑义师逗留了不过十天，可就是这十天，依靠着墨家那强悍的宣传鼓动和组织能力，已经完成了这座小邑的土地大致划分，还扶助了困苦之家，惩办了一些名声不好的小吏，赶走了禄田的越人贵族，解放了奴隶，顺带着还宣传了一下“乐土”之愿景，甚至还在这里演出了几场戏剧……
反正墨家要争取的，是可以成为自耕农的份田制农夫，和越国的战争状态下处置贵族，那只是一种“敌对状态”下的常态，而非是要“废除世卿贵族”和天下诸侯和旧制度发出檄文。
越王翳这一次真正是暴怒了，已经六月了，之前的会盟被义师打乱，现在则完全又成了一幅笑话。
待他收回了那座小邑，又在缯城征集了粮草后，先让费国国君修筑城防，集结费国之军在国都，不用跟随出征，只要守住就好。
然后稳扎稳步，从缯国带着大军慢慢走到了兰陵，又从兰陵沿途慢慢走回了倪城附近，这一次义师倒是老实了许多，直接没有了踪影，应该是退回了滕地。
越王翳带着大军抵达倪城的时候，已经是七月流火的季节，从四月晃到七月，大军都已疲惫不堪。
更可恶的是，倪子等到越王一到，急忙请罪，说是城内的粮食都被墨者弄走了。
这一点越王原本不信，之前墨家可是秋毫无犯，既然以义师为名，这种事怎么看都做不出来。
再一问，不由大骂。
原来义师之前攻破了倪城后不久，前往沂水会盟的倪子就急忙返回，可是返回的路上又被滕地出征的一部分义师抓获，予以教育“仁义之政”。
这涉及到一个意识形态解释权的问题，按说教育这种事是周天子、霸主和大国国君才能做的。
但是墨家一直在强调天志，并且一直在说“我有天志如匠人之有规矩”，所以教育倪子那是“代天而教”，天存不存在不重要，重要的是墨家宣称自己掌握了天志。
因为墨子之前就今天骂秦伯好战，明日骂越王好战，后日喷鲁侯愚钝，偶尔说说齐侯智障，这骂的基础就源于天志。
倪子接受不接受，不取决于道理本身，取决于墨家的军力。
周天子若能灭杀墨家，自然可以说天子才有资格讲天志，然而周天子并没这个能力，于是倪子只能听。其余诸侯想要讲“礼”的道理，得先把自己身上的屎擦干净，然而他们并没有成体系的道理和意识形态，现在五德之说又未出现，儒家全面势微，在意识形态体系上没人能和墨家一叫雌雄。
至于天志是私有财产不可侵犯、还是世卿贵族理所当然、亦或是普天之下莫非王土、还是民族大义、还是克己复礼、亦或是分封天下、甚至是君权神授，那又是自身道理体系的问题。
掌握解释权，就如同科举本身，是极好的文官选拔制度，而关键在于考什么。
墨家号称掌握天志、或者儒生号称掌握仁义之道、或者教会宣称掌握了神的旨意，这都不是问题，问题的关键在于怎么解释天下的问题。科学本身也是一种解释天下的方式，如果证明是有效的，那么就要从小强制接受，潜移默化，这是正常的。
适不怕走错，因为他本身就知道这天下该怎么解释，所以墨家的口号是“同义”、“平等”、“兼爱”。
三色中的那一色换为了墨家的同义，因为墨家不需要鼓动绝对自由来对抗王权和贵族，也因为此时的手工业者和小资产者的力量太弱完全没有成功的可能性。与其鼓动绝对的自由对抗封建，不如先锋队同义来搞掉世卿贵族更简单。
以同义和“天志”为基础，出面教训了倪子之后，滕地的墨者以钱财铁器，购买了滕地民众手中的粮食，那些粮食本就是府库发下去的。
民众无不踊跃，还帮着把粮食用墨车送到了滕地边境修筑的那个堡垒上。
但是墨家也没全部买光，除了留下了民众的口粮外，还留下了一部分粮食，由倪子做个见证人，给越王写了封信。
信上说：两军交战，不应扰民，这是天意，违背必无幸。如今义师买走了倪地民众的粮食，也留下了口粮种子，巨子多说越王乃残暴好战之君，所以墨家担心越王你征集民众的口粮，所以又留下了够四万大军半月之粮，请越王不要抢夺民众的粮食以生饥馑。
倪子为证。
下面又写了越王翳欠墨家一共五万石粟米，战后即要归还，这石正是周制的小石，周制与越制不同，正是讽刺越人没有观中国之政以谋霸主的资格。
粮食的数量一一写的清楚，越王大骂之余，却也无可奈何，这封信已经让倪子在城中宣读了，民众都接受了。
越王翳想当这些小国的霸主，又不好全然不顾国都民众的想法，越国又没有灭国置县的能力。
痛骂之后，即令大军饱食，休息三日，飨食牛羊，以讨滕地！
…………
滕城外二十里的那处堡垒外，公造冶与适正在观察地形，许多人正在前面埋填一些巨木。
这是墨家常用的守城手段，这些巨木的作用是测算距离，将来作战的时候作为战场的标志物用的。
之前在沛县的军事会议上，就已经做出来决定，要打一场决战，而不是打依托堡垒的围城反击战。
因为墨家高层对于战略目的已经达成了统一：以一战解决掉越国的威胁，将越国压制的内部矛盾彻底爆发出来，形成对小国的威慑迫使其加入非攻盟，同时又要展现墨家义师的野战能力——如果齐国趁机摘果子，那么还要帮助打败的越人以天下非攻的名义，威慑齐国不准其南下。
总而言之，就是削弱越国，逼越王放弃北方，但又必须保留足够的力量以恐吓齐国，不能赶走了越国又来了个齐国。
守城反击的对抗，其实是最保险的，但是也是最不可控的。一旦时间拖久了，拖的齐人抓住机会背刺越国，那么墨家在这边的局面就不那么完美了。
因此，不论是之前说是为了“夏收”目的的转圈圈，还是现在的各种准备，都是在为一场一举击败越王的野战做准备。
十日前，适带领的六个旅和工兵就已经返回，将越国的大军甩的远远的，在堡垒内已经休息了十日。
这期间，墨家也完成了三个县的夏收夏种工作，基本没有耽搁今年的夏季作物。
义师也在之前全部集结到了滕城，等到适返回后，大军云集，粮食火药和各种军械也都准备充足，堆积在了堡垒和滕城内。
共计十六个步卒旅，墨家的一个义师旅，九门沉重的可以打八斤铁丸的大炮，以及三十六门可以拖拽着在战场上机动的、能发射三斤小铁丸的、可以跟随步卒前进的小炮。
五百名骑兵，八十多名轻装的持弩或是火枪的斥候。
外加七百人的各地的来“助义”的游侠儿、游士，他们主要是作为混战中保护侧翼的一批人，并不指望他们能够发挥出巨大的作用。
这是墨家所能动员的极限力量，也正是因为这已是极限，所以实际上墨家也根本不想打成围城反击战。
即便滕地的堡垒修建的已经远超这个时代的水平，配合上火炮，越人又没有火药，攻一年也啃不下一个堡垒。
后世有足够多的适所知道的战例，不提欧洲的事，就是后期天平天国起义后，依靠火炮和简单的木城堡垒，七八百人就能地挡清军万余的围攻，要不是清军获得了英国火炮的支持，根本拿不下有火炮配置的堡垒。
想玩适在滕地、武城用的掘进战术，那也得有足够的组织能力和数学水平，而且还需要大量的远程武器的压制，以及最重要的……可以炸塌城墙的火药，否则这种之字形掘进的战术就不可能得以实施。
正如越王担心齐国背刺一样，墨家也担心齐国趁机摘果子。
在去年九月的同义会结束后的墨家高层会议上，适就说出了这一战的必要性。
晋楚已经对峙了一年，两方都快要撑不住了，除了决战没有别的可能。晋楚不论谁胜谁负，必然导致两强相争的局面结束——对墨家而言，最好的结果就是楚国大败，王子定入楚让楚国一分为二。
两强相争的局面一旦结束，墨家在泗水流域的扩张就不能再这么明目张胆，而是要等机会，等到胜利者成为天下诸侯众矢之的的时候才能再次扩张。
所以留给墨家在泗水流域的时间不多了。
要打疼越国，让越国彻底没有力气在泗水保持霸权。又要可控局面，不能让齐国趁机南下，不去中原争霸而是跑到两淮一带，必要的时候在打疼了越国后还要扶持一把。越国既然是父子相残兄弟相杀夺位的传统，那么就很容易在这一战越王威信大跌之后出现很多可以被墨家借用的机遇。
想要将来搞大事，楚国那边也要抓紧，泗水流域一旦打开局面，除了经营要成功建立的“泗水诸侯非攻”同盟外，便要为渗透楚国做准备。前提是楚国这一次与魏韩交战大败，这一点墨家众人都信心满满，楚人很难打得过现在的魏国。
此外，适也在那次高层的秘会上，讲诉了一番经济上的问题。
如果沛县不再泗水流域彻底打开局面，沛县的经济要出大问题。
之前依靠着牛马和铁器，吸收了大量的粮食，获取了超额利润的同时，也保证了在沛县市面上流通的货币不是太多，以墨家的垄断一些必要手工业品的能力，控制了沛县一带的粮价。
可现在，牛马铁器的贷款基本还完，粮食产量激增下的粮食在沛县降价、大量的货币在市面流通、没有足够的手工业品满足这个市场都会引发一系列的问题。
总而言之，不缺技术，缺人，缺手工业者，缺一个更广阔的墨家体系内的市场消释货币，还缺更多的可以变业的人口。
沛县的自耕农作为征兵和政治稳定的基础，是绝对不能动的，那就只能靠泗水流域的其余小国人口来解决这个问题。
沛县的这头怪兽，也需要更为广泛的市场，在世卿贵族制度不被打破的情况下，各地的消费能力和市场太狭小。沛县变革之后，一县五万户经过近十年的积累，消费能力远胜于数个大邑，甚至陶邑这样的天下中心都比不上。
按照更容易吸食和吞噬的方式去改造这个世界，这是这头怪兽的自我意识，不顺从就要出大事遭到反噬。而改造的基础，就是搞掉世卿贵族和人身土地绑定的分封建制制度，提升生产力，从而提升消费能力，让市场充盈更多的商品。
再者，墨家的作坊以冶炼、军工为主，日用品如铁器农具已经暂时在沛县饱和，之后必须有更多的手工业品出现，而且是非军工的手工业品，才能持续不断地获取本地的粮食，稳定住货币。
这都需要手工业者和城市的发展。可沛县分地之后，缺变业的动机，靠自然积累的土地兼并制造大批的流民劳动力，要等几十年上百年，而且这些地方作为墨家兵员的根基，也不会允许出现这种情况，只能控制住。
宋国那边墨家可以伸手，但是不如得到泗水后那样得心应手，所以这一仗从经济上也必须打。
适领着六个旅在外面转了三个月，把墨家的道理宣传了出去，造成了越王不仁的对比，这为一战结束后迅速占据此地奠定了基础。
而转了这三个月，也让越王不得不决战，他已经等不起，而且也不敢冒着攻城不下、义师却靠机动性超后路的风险在这里对峙。
这一场选定的战场的决战，由不得越王翳选择，不战也得战。他不知道墨家耗不起，但却知道他自己耗不起，也不敢耗下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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