适的手指在案几上轻扣了几下，那些在下首旁听的墨者中有熟悉他习惯的，心道巨子这是准备反击了，只是不知道巨子要怎么才能说服农家的领袖人物。
这一次墨家的对策，是分化百家。
能谈的，先谈，没有不可调和矛盾的，结为盟友。
不能谈的，直接不谈，拉动盟友在大辩论中直接把他们砸到地下。
墨家和农家……关系不错，那是从前。
至于现在，矛盾加深，墨家搞的种种手段和策略，长远看都是在逼小农破产、逼家庭手工业沦为一无所有的作坊工。
时代在发展，二十年间的变化，已经让天下处在了巨变的混乱之下，尤其是交通便利的一些地方。
楚国靠近长江地区的地方，离泗上很近，也就导致了受泗上的工商业发展的影响最大。
兼并土地、小农破产这些问题，都会先出现在距离泗上最近的贸易路线上。
更多的农夫承受着高利贷、封建劳役地租、泗上工商业超额利润的三重盘剥，难以维持，选择逃亡。
这里没有广袤的北美洲作为泄压阀，可是却有广袤的地广人稀的楚国大地，许析等人就是在这种情况下，吸引了大量的逃亡农夫，聚集在一起，开垦土地，建设他们建立在空想上的家园。
适手指敲着案几，不是在现想对策，知己知彼，方能百战百胜，他早就研究过农家的学说。
他敲案几，只是在心中感慨……
怪不得都说，异端比异教更头疼。
空想派的这些人，不得不说他们在“以人为本”这个意思上是进步的，但是他们根本不按照科学去搞。
空想的这种完全不行，而且很容易被贵族封君或者君侯王权们利用，来打压资本主义萌芽，用新兴阶层的可怕之处来恐吓这些小农——看看，墨家的这一套多么可怕啊，还是复古更好吧？
使得他们很容易被利用，成为王权遏制工商业发展的一把尖刀。
小农可以容忍君主，因为至少还有个盼头，万一来个明君呢？万一轻薄徭役呢？万一免税免赋呢？
可他们却难以容忍工商业的发展，资本主义萌芽的第一刀，必然是要砍在他们的头上。
赤贫之下，一无所有，一勺盐被商人卖成什么价？一个铁器农具被商人卖成什么价？凭什么？
屁股决定脑袋，他们这么想，整体上没错，所以农家学说的基石就是“市贾不二价”，希望用一种钱之外的东西作为等量物，来保证自己的利益。
用贤者与民并耕，协作分工、等劳动量交换、全民议政的方式，达成一种空想起来可以实现的“天下大利”。
这种学说在楚国诞生，不是没有原因的，一方面是经济发展导致的楚国沿江地区忍受着本国封建贵族和“泗上帝国主义”的双重剥削；另一方面又因为道家在楚国的发展，小国寡民的那种想法影响下催生出来的。
单于泗上的局面，和农家辩论就不可避免。
这一次万民制法大会上，大部分农夫都希望能够禁止进口粮食，从而提升粮价，从而获利。
本身墨家内部就已经有些派别了。农家的学说很容易引发更大的争论。
于整个道义上讲，许析这么搞和墨家看似相似，实则走了两条完全不同的路。
许析本身也是贵族出身，虽然落魄，但是家族产业也有不少。
他是真心看到了民众困苦，尤其是受到泗上帝国主义和楚国封建贵族双重剥削的楚国小农阶层。
于是舍弃了家业，购买了铁器耕牛、伪托“神农氏”之学，带着那些逃亡的民众在荒地开垦。
号称要真正的平等，要耕者有其田，要市贾不二价，要建设真正的仁义之土。
土地是归属于王公贵族的，他们这么搞，封君肯定是大为不满。可许析是贵族出身，在贵族圈子里也认识一些人，总算经得了同意，在楚国沿江地区划分了一小片土地。
和他的孙子一样，都是依靠贵族的允许划分的土地。
这一点，墨家最开始其实也差不多，在泗上行义说白了也就是等同于利用墨子的威望和墨家那些人在贵族圈子里的关系，搞了一片封地。
只不过搞到封地之后，墨家和农家的分歧就出现了。
农家是市贾不二价，贤人与民并耕，共同纺织编席，由推选出的贤人定价，再由贤人们购买铁器，规定价格，不取利润进行兑换。
墨家则是前进、前进、不择手段的前进。杀巫祭、夺神权、逼贵族、搞土改、藏税于盐铁开办冶铁作坊、煽动中原各国战争、售卖军火、靠出仕赚俸禄交党费等等能用不能用的方式，十五年后成功转型，开始对外赚取超额利润，默许宋国土地兼并，对楚越宋齐倾销，在南海縛娄搞殖民。
两边活动的时间相差不是太多，农家市贾不二价的空想公社，搞到现在不过千把人。
墨家扶植工商、把利润拿来做教育和军费、以九州血汗养一地的方式，打赢了齐国，干涉各国内政。
用适在墨家内部评价农家的话，那叫“可以用于一个村社的合作经营，但却不可以用来利天下”。
没有原始积累、没有利润累计、没有超额利润，凭什么开办工商业？凭什么普及小学三年级教育？
对于许析的诘责，适不是很想正面回答这个问题。
那不是一句两句能说清楚的，得从感性意识讲到理性意识、从必然阶段讲到空想和科学的区别，两边没必要搞的这么僵。
可又不得不回答。
许析的话说的太重了，这成了虚伪的平等和真正平等派之间的争执。
本身墨家内部就有这样的分歧，对于同义、兼爱、平等中的平等，墨家分为了好几派，内部的歧义刚压下去，农家这么一说，适也是没有办法。
他不想正面回答，既然许析挖了个坑让他往下跳，他也准备挖坑让许析往下跳。
于是他反问道：“那么先生前几天也曾在泗上的村社参观，以你观之，泗上村社的农夫富足程度，是否高于你们在江边聚众而耕的村社呢？”
他在偷换概念，将泗上超额利润下的平均水平，不去剖析本源，把纵向对比伪装为了横向对比。
泗上的村社和楚国的村社，就生产力上是有代差的，可适却非要假装这是合理的横向对比。
适先试试水，试试许析的理论水平，这是个很明显的逻辑陷阱，双方比对的基础完全不同。
如果许析对此提出了这两边情况不一样，不能对比之类的道理，适就知道接下来该怎么辩了。
同样，如果许析同意适的说法，但是在同意的基础上，找一些别的理由，适也同样知道该怎么辩下去。
许析对此没有异议。
“我看了泗上的村社，也有规模数百的，确实比起我们在楚国要富庶的多。但泗上的富庶，源于宋、楚、越的贫困，我们现在说的是利天下。如果您认为泗上就是天下，而宋楚越不属于天下，那么我和您就没有办法辩论下去了。”
适心中暗笑，调整了一下策略。
脸上却极为严肃。
这是原则问题。
许析刚说完，适立刻摇头道：“宋楚越，乃至大禹所定的九州、肃慎、朝鲜，至于神山昆仑，北海苍梧，那都是天下，这一点是毋庸置疑的，是不可分割的，也是墨家利天下中天下的含义。泗上是天下的一部分，而且也只是一部分，这一点从未改变。”
“我想问的是，同样是劳作，为什么泗上的农夫富庶？换而言之，您在楚国聚众耕作，不缴纳赋税，比起楚国的那些农夫生活的要好，根源是你们农家的道义正确？还是因为你们不缴纳赋税、不出劳役、不从军役、不耕公田呢？”
“而泗上的村社要缴纳赋税、要参与服役、要组织水利，为什么还要比你们村社更加富庶呢？”
许析等人聚众大泽，共耕劳作，农夫的生活比起逃亡之前要好，适再问一个关键问题：这个过得更好的原因，是因为解除了封建的劳役地租？还是因为你们的道义指导下你们的生活过得更好了？
许析现在对于农夫困苦的根源，还处在一种感性的认识当中。
他看到了贵族的横征暴敛，看到了商人肆意提价，看到了农夫不断破产逃亡。
然后用自己的所有家产，支撑起一个贤人领衔的仁义之土，市贾不二价、分工之下用十足的劳动换取十足的商品，谁也不坑谁、谁也不吃亏，一样谁也没法完成最开始的原始积累。
但是因为他和贵族的关系，是贵族把这块土地送给他的，不需要缴纳赋税、不需要服劳役、不需要承受劳役地租。
由此，他用最基础的感性，看到了农家管辖的这千余人，日子过得比起原本逃亡之前强得多。
于是感性地认为，这一切都是因为他的道义的缘故，只要能够做到贤者与民并耕、市贾不二价、压制工商业原始积累、维护小农利益，那么天下即可大治。
适则是直接用一个诡辩询问许析，为啥泗上的村社没有按你们的去搞，反而比你们要富庶呢？
这又是个两重陷阱。
如果邓析说，这是因为你们泗上用的农具先进，适就得反问为啥你们也搞了这么多年，怎么就没有这么多先进的农具？仅仅是因为墨家和公输班弟子都是诸夏两个机械圣手的弟子？还是别的更深层次的原因？
如果邓析说，确实是有不缴纳封建劳役地租、不服役从军、不出劳役的因素，那么这个问题的主动权就被适引到了自己的手中。
适根本不准备说服农家使之完全消亡，而是要在大前提之下和农家结盟，有些墨家暂时不方便干的事由农家去做……
他在避开工商业用剪刀差剥削农夫是不是“不公平”的问题，这个十张嘴也辨不清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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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次墨家的对策，是分化百家。
能谈的，先谈，没有不可调和矛盾的，结为盟友。
不能谈的，直接不谈，拉动盟友在大辩论中直接把他们砸到地下。
墨家和农家……关系不错，那是从前。
至于现在，矛盾加深，墨家搞的种种手段和策略，长远看都是在逼小农破产、逼家庭手工业沦为一无所有的作坊工。
时代在发展，二十年间的变化，已经让天下处在了巨变的混乱之下，尤其是交通便利的一些地方。
楚国靠近长江地区的地方，离泗上很近，也就导致了受泗上的工商业发展的影响最大。
兼并土地、小农破产这些问题，都会先出现在距离泗上最近的贸易路线上。
更多的农夫承受着高利贷、封建劳役地租、泗上工商业超额利润的三重盘剥，难以维持，选择逃亡。
这里没有广袤的北美洲作为泄压阀，可是却有广袤的地广人稀的楚国大地，许析等人就是在这种情况下，吸引了大量的逃亡农夫，聚集在一起，开垦土地，建设他们建立在空想上的家园。
适手指敲着案几，不是在现想对策，知己知彼，方能百战百胜，他早就研究过农家的学说。
他敲案几，只是在心中感慨……
怪不得都说，异端比异教更头疼。
空想派的这些人，不得不说他们在“以人为本”这个意思上是进步的，但是他们根本不按照科学去搞。
空想的这种完全不行，而且很容易被贵族封君或者君侯王权们利用，来打压资本主义萌芽，用新兴阶层的可怕之处来恐吓这些小农——看看，墨家的这一套多么可怕啊，还是复古更好吧？
使得他们很容易被利用，成为王权遏制工商业发展的一把尖刀。
小农可以容忍君主，因为至少还有个盼头，万一来个明君呢？万一轻薄徭役呢？万一免税免赋呢？
可他们却难以容忍工商业的发展，资本主义萌芽的第一刀，必然是要砍在他们的头上。
赤贫之下，一无所有，一勺盐被商人卖成什么价？一个铁器农具被商人卖成什么价？凭什么？
屁股决定脑袋，他们这么想，整体上没错，所以农家学说的基石就是“市贾不二价”，希望用一种钱之外的东西作为等量物，来保证自己的利益。
用贤者与民并耕，协作分工、等劳动量交换、全民议政的方式，达成一种空想起来可以实现的“天下大利”。
这种学说在楚国诞生，不是没有原因的，一方面是经济发展导致的楚国沿江地区忍受着本国封建贵族和“泗上帝国主义”的双重剥削；另一方面又因为道家在楚国的发展，小国寡民的那种想法影响下催生出来的。
单于泗上的局面，和农家辩论就不可避免。
这一次万民制法大会上，大部分农夫都希望能够禁止进口粮食，从而提升粮价，从而获利。
本身墨家内部就已经有些派别了。农家的学说很容易引发更大的争论。
于整个道义上讲，许析这么搞和墨家看似相似，实则走了两条完全不同的路。
许析本身也是贵族出身，虽然落魄，但是家族产业也有不少。
他是真心看到了民众困苦，尤其是受到泗上帝国主义和楚国封建贵族双重剥削的楚国小农阶层。
于是舍弃了家业，购买了铁器耕牛、伪托“神农氏”之学，带着那些逃亡的民众在荒地开垦。
号称要真正的平等，要耕者有其田，要市贾不二价，要建设真正的仁义之土。
土地是归属于王公贵族的，他们这么搞，封君肯定是大为不满。可许析是贵族出身，在贵族圈子里也认识一些人，总算经得了同意，在楚国沿江地区划分了一小片土地。
和他的孙子一样，都是依靠贵族的允许划分的土地。
这一点，墨家最开始其实也差不多，在泗上行义说白了也就是等同于利用墨子的威望和墨家那些人在贵族圈子里的关系，搞了一片封地。
只不过搞到封地之后，墨家和农家的分歧就出现了。
农家是市贾不二价，贤人与民并耕，共同纺织编席，由推选出的贤人定价，再由贤人们购买铁器，规定价格，不取利润进行兑换。
墨家则是前进、前进、不择手段的前进。杀巫祭、夺神权、逼贵族、搞土改、藏税于盐铁开办冶铁作坊、煽动中原各国战争、售卖军火、靠出仕赚俸禄交党费等等能用不能用的方式，十五年后成功转型，开始对外赚取超额利润，默许宋国土地兼并，对楚越宋齐倾销，在南海縛娄搞殖民。
两边活动的时间相差不是太多，农家市贾不二价的空想公社，搞到现在不过千把人。
墨家扶植工商、把利润拿来做教育和军费、以九州血汗养一地的方式，打赢了齐国，干涉各国内政。
用适在墨家内部评价农家的话，那叫“可以用于一个村社的合作经营，但却不可以用来利天下”。
没有原始积累、没有利润累计、没有超额利润，凭什么开办工商业？凭什么普及小学三年级教育？
对于许析的诘责，适不是很想正面回答这个问题。
那不是一句两句能说清楚的，得从感性意识讲到理性意识、从必然阶段讲到空想和科学的区别，两边没必要搞的这么僵。
可又不得不回答。
许析的话说的太重了，这成了虚伪的平等和真正平等派之间的争执。
本身墨家内部就有这样的分歧，对于同义、兼爱、平等中的平等，墨家分为了好几派，内部的歧义刚压下去，农家这么一说，适也是没有办法。
他不想正面回答，既然许析挖了个坑让他往下跳，他也准备挖坑让许析往下跳。
于是他反问道：“那么先生前几天也曾在泗上的村社参观，以你观之，泗上村社的农夫富足程度，是否高于你们在江边聚众而耕的村社呢？”
他在偷换概念，将泗上超额利润下的平均水平，不去剖析本源，把纵向对比伪装为了横向对比。
泗上的村社和楚国的村社，就生产力上是有代差的，可适却非要假装这是合理的横向对比。
适先试试水，试试许析的理论水平，这是个很明显的逻辑陷阱，双方比对的基础完全不同。
如果许析对此提出了这两边情况不一样，不能对比之类的道理，适就知道接下来该怎么辩了。
同样，如果许析同意适的说法，但是在同意的基础上，找一些别的理由，适也同样知道该怎么辩下去。
许析对此没有异议。
“我看了泗上的村社，也有规模数百的，确实比起我们在楚国要富庶的多。但泗上的富庶，源于宋、楚、越的贫困，我们现在说的是利天下。如果您认为泗上就是天下，而宋楚越不属于天下，那么我和您就没有办法辩论下去了。”
适心中暗笑，调整了一下策略。
脸上却极为严肃。
这是原则问题。
许析刚说完，适立刻摇头道：“宋楚越，乃至大禹所定的九州、肃慎、朝鲜，至于神山昆仑，北海苍梧，那都是天下，这一点是毋庸置疑的，是不可分割的，也是墨家利天下中天下的含义。泗上是天下的一部分，而且也只是一部分，这一点从未改变。”
“我想问的是，同样是劳作，为什么泗上的农夫富庶？换而言之，您在楚国聚众耕作，不缴纳赋税，比起楚国的那些农夫生活的要好，根源是你们农家的道义正确？还是因为你们不缴纳赋税、不出劳役、不从军役、不耕公田呢？”
“而泗上的村社要缴纳赋税、要参与服役、要组织水利，为什么还要比你们村社更加富庶呢？”
许析等人聚众大泽，共耕劳作，农夫的生活比起逃亡之前要好，适再问一个关键问题：这个过得更好的原因，是因为解除了封建的劳役地租？还是因为你们的道义指导下你们的生活过得更好了？
许析现在对于农夫困苦的根源，还处在一种感性的认识当中。
他看到了贵族的横征暴敛，看到了商人肆意提价，看到了农夫不断破产逃亡。
然后用自己的所有家产，支撑起一个贤人领衔的仁义之土，市贾不二价、分工之下用十足的劳动换取十足的商品，谁也不坑谁、谁也不吃亏，一样谁也没法完成最开始的原始积累。
但是因为他和贵族的关系，是贵族把这块土地送给他的，不需要缴纳赋税、不需要服劳役、不需要承受劳役地租。
由此，他用最基础的感性，看到了农家管辖的这千余人，日子过得比起原本逃亡之前强得多。
于是感性地认为，这一切都是因为他的道义的缘故，只要能够做到贤者与民并耕、市贾不二价、压制工商业原始积累、维护小农利益，那么天下即可大治。
适则是直接用一个诡辩询问许析，为啥泗上的村社没有按你们的去搞，反而比你们要富庶呢？
这又是个两重陷阱。
如果邓析说，这是因为你们泗上用的农具先进，适就得反问为啥你们也搞了这么多年，怎么就没有这么多先进的农具？仅仅是因为墨家和公输班弟子都是诸夏两个机械圣手的弟子？还是别的更深层次的原因？
如果邓析说，确实是有不缴纳封建劳役地租、不服役从军、不出劳役的因素，那么这个问题的主动权就被适引到了自己的手中。
适根本不准备说服农家使之完全消亡，而是要在大前提之下和农家结盟，有些墨家暂时不方便干的事由农家去做……
他在避开工商业用剪刀差剥削农夫是不是“不公平”的问题，这个十张嘴也辨不清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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