绸缎几乎有比金银更优越的货币属性。比如，非常容易鉴别品质，其杂恶者很容易剔除出流通领域。一般而言，无论汉代还是南北朝，宽二尺二，长四十尺的绸缎为一匹，差不多折合两千文（两贯）铜钱。所以，一千钱以上的大额交易，都以绸缎为货币，既简洁方便，又易于携带。
和贵金属不一样，绸缎不耐储藏。贵金属货币因为不会变质，不会损耗，因此会因民间储蓄而沉淀下来，不再进入流通领域。而且，越是成色足、分量准的金银，越容易被民间收藏，市面上交易的货币，愈发劣质，进而引发一些经济问题。而绸缎中含有蛋白质，储存时间过长，便会脆裂泛黄，迫使人们将其尽量用于流通。
所以，西汉盛行一时的黄金并没有“失踪”，只是日渐沉淀于民间的箱笼中、夹壁间，不复流通于市面。
当然，汉唐千年间，在某些地区，作为货币的金银还是大行其道。比如汉末的“河西诸郡，或用西域金银之钱”，也就是拜占庭金币和波斯银币。从南朝到晚唐，整个岭南地区，即现在的两广和越南北部，全部流通白银。以上特例是因为当时的西域和岭南居民多从事外贸活动，而金银是国际贸易中当然的硬通货，所以黄金、白银尤其是白银，也就成了当地的货币。
到了李路创立的大英帝国这里，情况可就完全不同了，大英帝国是李路一手打造的商业和工农业为主的半封建半资本主义王朝，在大英帝国这里，儒道墨法等各家思想都被李路拿来进行了改造，进行了去芜存菁，什么重农抑商，什么奇技淫巧，什么女子无才便是德，什么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啊，统统都给扔进了垃圾堆。
不管华夏那边怎么样，反正在大英帝国，这些玩意儿就他娘的被李路给废了.当然咯，儒门等也不是没有可取之处，什么仁义智信还是很有用的不是嘛？反正就是在大英帝国，百家们都被李路用刀把子强迫着进行了本土化改造
这思想上没了掣肘，尤其是没了儒家在朝堂上唧唧歪歪，加上李路的威望早就是高的无以复加，在另外以薛禄为首的百官对李路在搞出来的这个新的财政体系改造方案那可是赞不绝口，在他们的支持下，大英帝国的政事堂和李路联合发布了大英帝国财政体系改革方案
这个财政体系方案正是以金本位为核心打造的，在这个方案里，大英帝国暂停了境内包括同福钱庄在内所有的柜坊和钱庄的业务，而代之以在他们基础之上升级而来的几家商业银行，而监管他们的就是财政部和作为中央银行存在的华夏银行..
为了适应大英帝国日益繁荣的商品经济，也为了更好的促进经济发展，李路他们在这个时空第一次搞出来了依托金主银辅本位体系而生的货币，那就是在这个时空被人们称之为帝国英元的玩意儿，按照大英帝国朝廷颁布的铸币法案，一英元折合一两纯银或半钱纯金。这一轮币制改革取消了布帛，粮食等货币替代物，大英帝国发行的金银铜币和在飞钱上升级而来的纸币一起成为了唯一的法定货币
要完成这一波币制改革，最重要的是要筹集大量黄金和白银，但这些准备金并非储积于国内，用来维持货币的信用额度，国内则发行银币和可兑换银币之纸币和铜板等辅币，拟订其折合黄金多少，兑付黄金虽然可以，但是却限制黄金离境。为了法定货币，中央政府必须设立行政性的国家央行，那就是华夏银行.
有些好笑的是这个华夏银行管制下的几家商业银行，在几年以后登陆大唐的时候，因为它是那些商业银行的头头，还因为华夏银行监管的那几家商业银行都可以汇款，资金尤为宽裕，所以被大唐的商人和民众们称作汇丰银行，这让李路却是郁闷了很长时间.
与币制改革相配套的是李路借鉴现代财政预决算体系搞出来的汉帝国财政预决算体系，虽然现代财政预算体系起源于西方，但这不能说古代华夏就没有财政预算萌芽，预算与财政活动是分不开的，有财政就会有预算。
中国的财政预算萌芽于远古的周代，这时的“九赋九式”制度已经具有了财政预算的色彩。当时规定：来自城郭的税收用于宾客（外交）支出，来自百里之外的四郊之赋用于刍秣（草料）支出，来自200里的税收用于工事（工程）支出，来自300里的税收用于匪颁支出，来自400里的税收用于币帛（铸币）支出，来自500里的税收用于祭祀支出，来自关市的税收用于膳服支出，来自山泽的税收用于丧纪支出，来自币余的税收用于赏赐支出。“九赋”均属财政经常性收入，前六项带有受益税的田赋性质，后三项是带有工商税性质的物产税，掌管财政的太府根据“九式”安排支出，并做到专款专用，这就是我国最早的预算格式。
秦汉时期以后，预算制度已经成为雏形。汉成帝时责怪丞相翟方进说：“百僚用度，各有数”，“君不量多少，一听群下言，用度不足。”这说明汉代各种支出都是有预算的，由于翟方进没有很好的执行预算，从而造成“用度不足”。唐初预算已有了明确具体的制度。唐代预算一年一造，即“一岁一造计帐，三年一造户籍。县成于州，州成于省，户部总领”。此时的预算自下而上，最后形成国家预算。
华夏古代不仅有了财政预算制度，而且制定了财政预算的原则。周代的财政预算坚持“量入为出”的原则，《礼记王制》载：“冢宰制国用，必于岁之杪，五谷皆入，然后制国用。用地大小，视年之丰耗。以三十年之通，制国用，量入入为出。”即以财政收入决定财政支出，丰年可以多收多支，歉收时少收少支。汉初为了恢复社会经济，减少国家开支，提出了“量出制入”的预算原则。《史记平准书》载：天下既定，“上于是约法省禁，轻田租什五而税一，量吏禄，度官用，以赋于民”。即根据官俸等费用决定征收赋税，即根据支出组织收入。
可这一整套古典财政预算体系却是为建立在小农经济基础之上的，不能适应日益繁荣的大英帝国商品经济，有鉴于此李路借鉴近现代国家的财政预算体系，弄了这么一出
李路这么做，也是为了未雨绸缪，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出现是财政预算产生的社会经济条件，也是财政预算产生的根本原因。只有在新兴资产阶级作为一股强大的政治力量出现在历史舞台以后，王室财政与国家财政才有可能彻底分开，也才有可能通过议会控制国家的全部财政收支，编制财政计划。
因此，预算制度既是政治明煮化进程的一个结果，也是实现政治明煮化的基本手段。一旦新兴资产阶级登上历史舞台，那李路辛辛苦苦打造的大英帝国皇室可咋办？为了不走上斯图亚特和路易家族的老路，大英帝国皇室只能做新型资产阶级的领头羊，大力发展皇族财团，充当大英帝国的那个所谓的国有经济核心地位.
币制改革和财政预算体系改革共同构成了这一波的财政体系改造方案，由于它们是建立在金本位的基础之上，所以这个方案也被后人称作金色方案，由此拉开的大时代也被称作金色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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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贵金属不一样，绸缎不耐储藏。贵金属货币因为不会变质，不会损耗，因此会因民间储蓄而沉淀下来，不再进入流通领域。而且，越是成色足、分量准的金银，越容易被民间收藏，市面上交易的货币，愈发劣质，进而引发一些经济问题。而绸缎中含有蛋白质，储存时间过长，便会脆裂泛黄，迫使人们将其尽量用于流通。
所以，西汉盛行一时的黄金并没有“失踪”，只是日渐沉淀于民间的箱笼中、夹壁间，不复流通于市面。
当然，汉唐千年间，在某些地区，作为货币的金银还是大行其道。比如汉末的“河西诸郡，或用西域金银之钱”，也就是拜占庭金币和波斯银币。从南朝到晚唐，整个岭南地区，即现在的两广和越南北部，全部流通白银。以上特例是因为当时的西域和岭南居民多从事外贸活动，而金银是国际贸易中当然的硬通货，所以黄金、白银尤其是白银，也就成了当地的货币。
到了李路创立的大英帝国这里，情况可就完全不同了，大英帝国是李路一手打造的商业和工农业为主的半封建半资本主义王朝，在大英帝国这里，儒道墨法等各家思想都被李路拿来进行了改造，进行了去芜存菁，什么重农抑商，什么奇技淫巧，什么女子无才便是德，什么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啊，统统都给扔进了垃圾堆。
不管华夏那边怎么样，反正在大英帝国，这些玩意儿就他娘的被李路给废了.当然咯，儒门等也不是没有可取之处，什么仁义智信还是很有用的不是嘛？反正就是在大英帝国，百家们都被李路用刀把子强迫着进行了本土化改造
这思想上没了掣肘，尤其是没了儒家在朝堂上唧唧歪歪，加上李路的威望早就是高的无以复加，在另外以薛禄为首的百官对李路在搞出来的这个新的财政体系改造方案那可是赞不绝口，在他们的支持下，大英帝国的政事堂和李路联合发布了大英帝国财政体系改革方案
这个财政体系方案正是以金本位为核心打造的，在这个方案里，大英帝国暂停了境内包括同福钱庄在内所有的柜坊和钱庄的业务，而代之以在他们基础之上升级而来的几家商业银行，而监管他们的就是财政部和作为中央银行存在的华夏银行..
为了适应大英帝国日益繁荣的商品经济，也为了更好的促进经济发展，李路他们在这个时空第一次搞出来了依托金主银辅本位体系而生的货币，那就是在这个时空被人们称之为帝国英元的玩意儿，按照大英帝国朝廷颁布的铸币法案，一英元折合一两纯银或半钱纯金。这一轮币制改革取消了布帛，粮食等货币替代物，大英帝国发行的金银铜币和在飞钱上升级而来的纸币一起成为了唯一的法定货币
要完成这一波币制改革，最重要的是要筹集大量黄金和白银，但这些准备金并非储积于国内，用来维持货币的信用额度，国内则发行银币和可兑换银币之纸币和铜板等辅币，拟订其折合黄金多少，兑付黄金虽然可以，但是却限制黄金离境。为了法定货币，中央政府必须设立行政性的国家央行，那就是华夏银行.
有些好笑的是这个华夏银行管制下的几家商业银行，在几年以后登陆大唐的时候，因为它是那些商业银行的头头，还因为华夏银行监管的那几家商业银行都可以汇款，资金尤为宽裕，所以被大唐的商人和民众们称作汇丰银行，这让李路却是郁闷了很长时间.
与币制改革相配套的是李路借鉴现代财政预决算体系搞出来的汉帝国财政预决算体系，虽然现代财政预算体系起源于西方，但这不能说古代华夏就没有财政预算萌芽，预算与财政活动是分不开的，有财政就会有预算。
中国的财政预算萌芽于远古的周代，这时的“九赋九式”制度已经具有了财政预算的色彩。当时规定：来自城郭的税收用于宾客（外交）支出，来自百里之外的四郊之赋用于刍秣（草料）支出，来自200里的税收用于工事（工程）支出，来自300里的税收用于匪颁支出，来自400里的税收用于币帛（铸币）支出，来自500里的税收用于祭祀支出，来自关市的税收用于膳服支出，来自山泽的税收用于丧纪支出，来自币余的税收用于赏赐支出。“九赋”均属财政经常性收入，前六项带有受益税的田赋性质，后三项是带有工商税性质的物产税，掌管财政的太府根据“九式”安排支出，并做到专款专用，这就是我国最早的预算格式。
秦汉时期以后，预算制度已经成为雏形。汉成帝时责怪丞相翟方进说：“百僚用度，各有数”，“君不量多少，一听群下言，用度不足。”这说明汉代各种支出都是有预算的，由于翟方进没有很好的执行预算，从而造成“用度不足”。唐初预算已有了明确具体的制度。唐代预算一年一造，即“一岁一造计帐，三年一造户籍。县成于州，州成于省，户部总领”。此时的预算自下而上，最后形成国家预算。
华夏古代不仅有了财政预算制度，而且制定了财政预算的原则。周代的财政预算坚持“量入为出”的原则，《礼记王制》载：“冢宰制国用，必于岁之杪，五谷皆入，然后制国用。用地大小，视年之丰耗。以三十年之通，制国用，量入入为出。”即以财政收入决定财政支出，丰年可以多收多支，歉收时少收少支。汉初为了恢复社会经济，减少国家开支，提出了“量出制入”的预算原则。《史记平准书》载：天下既定，“上于是约法省禁，轻田租什五而税一，量吏禄，度官用，以赋于民”。即根据官俸等费用决定征收赋税，即根据支出组织收入。
可这一整套古典财政预算体系却是为建立在小农经济基础之上的，不能适应日益繁荣的大英帝国商品经济，有鉴于此李路借鉴近现代国家的财政预算体系，弄了这么一出
李路这么做，也是为了未雨绸缪，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出现是财政预算产生的社会经济条件，也是财政预算产生的根本原因。只有在新兴资产阶级作为一股强大的政治力量出现在历史舞台以后，王室财政与国家财政才有可能彻底分开，也才有可能通过议会控制国家的全部财政收支，编制财政计划。
因此，预算制度既是政治明煮化进程的一个结果，也是实现政治明煮化的基本手段。一旦新兴资产阶级登上历史舞台，那李路辛辛苦苦打造的大英帝国皇室可咋办？为了不走上斯图亚特和路易家族的老路，大英帝国皇室只能做新型资产阶级的领头羊，大力发展皇族财团，充当大英帝国的那个所谓的国有经济核心地位.
币制改革和财政预算体系改革共同构成了这一波的财政体系改造方案，由于它们是建立在金本位的基础之上，所以这个方案也被后人称作金色方案，由此拉开的大时代也被称作金色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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