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想结算好我的往来账目，可是我忙得无法工作。韩（湘琳）先生收进一笔不小的款子。我把本行的绝大部分钱和我个人的2000元汇划到了汉口。给所有的工作人员发了11月份的工资，好让他们在最后一批商店关闭前能够买些食物等东西。一罐煤油的价钱从47元涨到了7元，一吨煤由20元涨到了现在的28元。我还能储备一吨煤和4罐煤油，眼下不可能得到更多的东西了。
韩（湘琳）先生还是没有买到去汉口的船票，始终无法把他的家人送到安全的地方去。佣人们睁着惊恐的大眼睛走来走去，因为他们以为我也要乘”库特沃”离去。我明确地告诉他们，不管发生什么事情，我都会留在南京后，他们又开始高兴起来了。
成立了一个国际委员会。委员会试图建立一个难民区，即位于城内或城外的一个中立区。一旦城市遭到炮击，非战斗人员可以躲进那里。有人问我是否愿意参加这个委员会，我表示愿意。晚上在斯迈思教授家吃饭的时候，我结识了很多美国籍的委员。
德国大使馆暂时留下了许尔特尔、罗森博士和沙尔芬贝格3位先生。我不明白为什么要把罗森博士留在这里。据我所知，他并没有主动提出要留下。所以我特意请特劳特曼夫人在大使面前说情，请他撤销这个命令。特劳特曼夫人答应尽力去试试。一个不能把全部心思放在工作上的人，留他在这儿又有何用。当然，罗森博士对我的干预一无所知，也无需让他知道。礼和洋行的梅尔基奥尔试图说服我，要我改变留在这里的决定，他提醒我看清自己所冒的巨大风险，我谢绝了，我并非盲目地参与这一件事，我是决心已定。另外，希尔施贝格大夫全家和封·舒克曼太太以及德士古石油公司的主管汉森先生也都选择留在这里。可见我不是唯一一个不顾生命危险的人。韩先生决定与我同甘共苦，这也是我对他唯一的期望，他是一个正直的人！11月20日
尽管气压已升高很多，但雨仍旧下个不停，防空洞又被水淹了，而我们却没有时间舀干里面的水。我们必须抓紧时间包扎行李，不停地包扎。第二批行李中午运走，办公室杂工将它们顺利地装上了”库特沃”。韩（湘琳）先生的一个皮箱不幸裂开了，没有时间去修理，只好敞着送上船碰运气了。前线的消息越来越糟糕，听说日军突破了常熟的防线。如果消息属实，苏州将很快沦陷。还听说日军已经在清除扬子江上的障碍物了，和我预料的一模一样。我今天可以结算好账目，然后交给里贝带走，他今天晚上去汉口。他订的是”武陵”号的船票，这艘船今早已满员，经过南京时没有靠岸就直接开走了。不过又特意调来了另外一艘名叫”武昌”号的船。一路平安，里贝先生！他实在帮了我很多忙，的确是一个好同事。
刚才我收到了妻子11月9日的来信，附有一封格蕾特尔10月20日从哈尔特恩寄来的信。谢谢妻子，现在的一封信意味着什么，用多么美好的语言都无法表达。更何况不可能总是遣词造句，特别是在饭前，两只脚还冰冷，就更难了！所以我们还是算了吧！
下午6时，一家中国报纸出了一期专刊，宣布中国政府要迁移到重庆。南京中央广播电台证实了这个消息，同时宣布要为保卫南京战斗到只剩最后一滴血。11月21日
星期日，雨水夹着冰雹——我们不可能指望比这更好的天气了。因为一旦日军司令部得知中国政府离开了这里，外国大使也已离开，那么可能会有更加猛烈的空袭，至少我们是这样估计的。刚才我又把4个装着书籍和瓷器的木箱送上了”库特沃”，但愿装船顺利，还没有得到汽艇是否开往”库特沃”的消息。听说昨天中国士兵持枪没收了汽艇。为了重新得到和使用这条船，德国大使必须首先出面干涉，他为此向中国外交部求助。
让我发愁的是，我的防空洞中的水涨得越来越高了。我担心这几天不能使用它，因为我们暂时还没有时间去把它里面的水舀干。我正在寻找一个好一些的防空洞。听说现在城里确实有几个经得起轰炸的防空洞，如果我能碰巧找到这样的地方给我和我保护的人，那可就再好不过了！
电厂厂长白先生请求住在我的房子里，我表示同意！现在总工程师陆法曾先生也来了，还想带他妻子以及佣人们住在这儿。由于远洋公司搬上了”库特沃”，校舍空出来了，可以提供给他们使用。
下午1时30分，我坐车去了中山码头，想乘坐定于2时开船的汽艇去”库特沃”
查看我的行李。码头上又是前几天那番景象，来来去去的士兵们挤成一团。尽管如此，栈桥的一部分还是被封锁了，因为冯玉祥要启程。正当人群挤得水泄不通的时候，他的卫兵出现了，拔出手枪为他开出一条路。这时，我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所看到的：一个卫兵用他的毛瑟手枪友善地抵住我的肋骨，示意我必须向后退。下午4时，汽艇终于来了。在”库特沃”上我只有10分钟时间去行李舱里走了一圈，找到了今天早上运到的最后一批木箱，感到十分满意。我向那些安静地坐着打扑克、喝啤酒的旅客们作简短告别后，坐上已经急得大声鸣笛的汽艇驶回下关。这最后一座通往外界的活动桥梁随之被拆除了。回到家以后，我见到了高将军，他请我在紧急情况下接纳他和他的佣人，我答应了。但是我一时还真不知道该把这些人安排在哪儿。
韩（湘琳）先生还是没有买到去汉口的船票，始终无法把他的家人送到安全的地方去。佣人们睁着惊恐的大眼睛走来走去，因为他们以为我也要乘”库特沃”离去。我明确地告诉他们，不管发生什么事情，我都会留在南京后，他们又开始高兴起来了。
成立了一个国际委员会。委员会试图建立一个难民区，即位于城内或城外的一个中立区。一旦城市遭到炮击，非战斗人员可以躲进那里。有人问我是否愿意参加这个委员会，我表示愿意。晚上在斯迈思教授家吃饭的时候，我结识了很多美国籍的委员。
德国大使馆暂时留下了许尔特尔、罗森博士和沙尔芬贝格3位先生。我不明白为什么要把罗森博士留在这里。据我所知，他并没有主动提出要留下。所以我特意请特劳特曼夫人在大使面前说情，请他撤销这个命令。特劳特曼夫人答应尽力去试试。一个不能把全部心思放在工作上的人，留他在这儿又有何用。当然，罗森博士对我的干预一无所知，也无需让他知道。礼和洋行的梅尔基奥尔试图说服我，要我改变留在这里的决定，他提醒我看清自己所冒的巨大风险，我谢绝了，我并非盲目地参与这一件事，我是决心已定。另外，希尔施贝格大夫全家和封·舒克曼太太以及德士古石油公司的主管汉森先生也都选择留在这里。可见我不是唯一一个不顾生命危险的人。韩先生决定与我同甘共苦，这也是我对他唯一的期望，他是一个正直的人！11月20日
尽管气压已升高很多，但雨仍旧下个不停，防空洞又被水淹了，而我们却没有时间舀干里面的水。我们必须抓紧时间包扎行李，不停地包扎。第二批行李中午运走，办公室杂工将它们顺利地装上了”库特沃”。韩（湘琳）先生的一个皮箱不幸裂开了，没有时间去修理，只好敞着送上船碰运气了。前线的消息越来越糟糕，听说日军突破了常熟的防线。如果消息属实，苏州将很快沦陷。还听说日军已经在清除扬子江上的障碍物了，和我预料的一模一样。我今天可以结算好账目，然后交给里贝带走，他今天晚上去汉口。他订的是”武陵”号的船票，这艘船今早已满员，经过南京时没有靠岸就直接开走了。不过又特意调来了另外一艘名叫”武昌”号的船。一路平安，里贝先生！他实在帮了我很多忙，的确是一个好同事。
刚才我收到了妻子11月9日的来信，附有一封格蕾特尔10月20日从哈尔特恩寄来的信。谢谢妻子，现在的一封信意味着什么，用多么美好的语言都无法表达。更何况不可能总是遣词造句，特别是在饭前，两只脚还冰冷，就更难了！所以我们还是算了吧！
下午6时，一家中国报纸出了一期专刊，宣布中国政府要迁移到重庆。南京中央广播电台证实了这个消息，同时宣布要为保卫南京战斗到只剩最后一滴血。11月21日
星期日，雨水夹着冰雹——我们不可能指望比这更好的天气了。因为一旦日军司令部得知中国政府离开了这里，外国大使也已离开，那么可能会有更加猛烈的空袭，至少我们是这样估计的。刚才我又把4个装着书籍和瓷器的木箱送上了”库特沃”，但愿装船顺利，还没有得到汽艇是否开往”库特沃”的消息。听说昨天中国士兵持枪没收了汽艇。为了重新得到和使用这条船，德国大使必须首先出面干涉，他为此向中国外交部求助。
让我发愁的是，我的防空洞中的水涨得越来越高了。我担心这几天不能使用它，因为我们暂时还没有时间去把它里面的水舀干。我正在寻找一个好一些的防空洞。听说现在城里确实有几个经得起轰炸的防空洞，如果我能碰巧找到这样的地方给我和我保护的人，那可就再好不过了！
电厂厂长白先生请求住在我的房子里，我表示同意！现在总工程师陆法曾先生也来了，还想带他妻子以及佣人们住在这儿。由于远洋公司搬上了”库特沃”，校舍空出来了，可以提供给他们使用。
下午1时30分，我坐车去了中山码头，想乘坐定于2时开船的汽艇去”库特沃”
查看我的行李。码头上又是前几天那番景象，来来去去的士兵们挤成一团。尽管如此，栈桥的一部分还是被封锁了，因为冯玉祥要启程。正当人群挤得水泄不通的时候，他的卫兵出现了，拔出手枪为他开出一条路。这时，我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所看到的：一个卫兵用他的毛瑟手枪友善地抵住我的肋骨，示意我必须向后退。下午4时，汽艇终于来了。在”库特沃”上我只有10分钟时间去行李舱里走了一圈，找到了今天早上运到的最后一批木箱，感到十分满意。我向那些安静地坐着打扑克、喝啤酒的旅客们作简短告别后，坐上已经急得大声鸣笛的汽艇驶回下关。这最后一座通往外界的活动桥梁随之被拆除了。回到家以后，我见到了高将军，他请我在紧急情况下接纳他和他的佣人，我答应了。但是我一时还真不知道该把这些人安排在哪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