而就在徐清大动干戈的时候，范仲淹、韩琦等人此时在边境也闹出了巨大的动静，从八月开始，范仲淹在皇帝陛下的再三下旨之后，终于接受了参知政事的职位，成为了大宋帝国的副宰相，也是真正的实权掌控者，主导大宋的改革，史称庆历新政。
所谓庆历新政，其主旨乃是明黜陟、抑侥幸、精贡举、择官长、均公田、厚农桑、修武备、减徭役、覃恩信、重命令等10项以整顿吏治为中心的改革主张，其目的，则是为了让大宋开国以来，便一直影响大宋财政的庞大官僚集团得到有效的控制，让更多的财政可以运用到其他地方上去，以避免寅吃卯粮、债留子孙的情况。
当然其最终目的，当然是一统中国，恢复汉唐之盛世，为此，便要弄出更多的钱来养兵，治国，这才是庆历新政的主旨，而所有的政策便也是围绕这个主题展开，范仲淹则是主事之人，短短几个月的时间之内，官职田厘清法、官员考评法、更荫补法一一颁布，其所瞄准的对象，毫无疑问，全部都是北宋的上流社会，也就是士大夫、宗亲，所以此法已经公布，整个大宋便陷入了巨大的舆论涡流之中，等这些法令传到徐清手上时，他立刻眉头一皱，知道事情不好了。
其中尤以官职田厘清法最为严厉，将大宋自开国以来所有授予士大夫的官田进行重新划分，把那些士大夫私自买走的土地全部都登记入册，划出官田的范围，也就是说，从今以后，除了朝廷规定的土地可以免税之外，其余的土地则全部都要按照国家法度来缴税。
此法一经公布，立刻让整个中原掀起轩然大波，要知道宋朝的这些读书人，一辈子最重要的事情就是读书，而读书的目的，则只有一个，那就是考科举，然后入朝为官，成为士大夫阶级中的一员，而为何他们想要成为士大夫中的一员，除了能够掌管一方获得实权之外，其中更主要的原因则是因为在宋朝，读书人是有非常大的特权。
这些特权体现在社会的各个方面，比如说老百姓见到父母官需要跪拜，而读书人则不需要，又比如普通人家不能使用奴婢，即便是大富之家，若是要使用婢子，也只能把那些孩子收进来，当做干女儿来养，在名义上是绝对不可能使用奴婢的，而士大夫则可以使用，另外在房子的装修上、出行的代步工具上，全部都有十分明显的区别，而其中最大的区别，便是士大夫所拥有的规定田地，是不需要缴税的。
大宋的农业税与汉唐不同，那时的人收税收的是人头税，也就是只要家里有一个人，便收一个人的税，无论有多少田地，反正都是按人头来收税，可等到宋朝以后，因为土地买卖的高度商业化，很多人明明没有任何田地，却要比那些大富之家交的税还要多，因此宋初之时便改革税法，从按人头收税变成了按照土地大小来收税，无疑这样一来，相比起原本的税法要合理了许多。
而所谓的官职田便也应运而生，宋朝尊重读书人，而读书人在农业社会是没有什么生产能力的，一来手不能缚j，二来肩不能挑担，三来不能立于危墙之下，最后还得远庖厨，可以说除了读书之外，便再无其余能力了，也正因为如此，宋朝为了扩大读书的人群，让老百姓都去读书，便颁布了官职田法，其法规定，凡是考取秀才以上功名者，便可以在当地衙门登记二十亩田地为官职田，只要登记为官职田，也就代表这些土地由天子认可，不需要纳税。
这笔钱或许不多，可却足够让读书人雇佣两三个长工替自己照顾田地，养活自己了，这也是朝廷颁布官职田法的初衷，就是为了让社会的人才不需要为生活所累，全心全意的求学，然后考科举，为朝廷效力，可以说是非常好的法律了。
可再好的法律，也耐不住有人想要钻空子啊，最开始的时候，官职田法施行的确实很好，可是随着社会的发展，读书人越来越多，所授予的官田也就越来越多，而且在宋朝最开始的时候，占据朝廷理政大权的那帮人，大多都是开国元勋，或者是皇亲国戚，又或者是世家大族之人，而通过科举出头的士子，则大多担任卑职，并没有什么太大的权利。
但到了现如今，整个朝堂之上百分之九十九的官员，基本上都是通过科举制才成为官员进入朝堂之上的了，而随着这些原本身处在社会底层的人慢慢成长为整个国家最为重要的一批人，他们的权利自然扩大了无数倍，而古代中国是一个彻头彻尾的农业社会，农业社会中的人，对于土地的看重是商业文明的人所无法想象的，即便是官居一品，也根本无法免俗。
所以这些原本的穷酸士子在获得权利之后，立刻便把权利变现成了实惠，他们开始官官相护，将自己买下的私田通过贿赂当地的地方官变成了官职田，从此之后便也不交税了，并且原本说是三代而终，可到了后来，法令渐渐松弛，有些已经是第四代，第五代了，可却依旧把土地算作是官田，地方政府也毫无作为，任由糜烂。
根据范仲淹和富弼的统计，从大宋开国以来直到现在总共八十三的时间，农业税不仅没有上涨，反而下降了三成，当这个数字被公布出来的时候，范仲淹和富弼都被吓得抖了好几下，要不是有商业税支撑着，宋朝早就完蛋了。
更加严峻的问题是，开国至今才只有短短的八十三年而已，土地便已经被这些新兴的士大夫阶级吞食了接近百分之三十的数量，甚至还不止，毕竟全国刚一统时还有许多土地荒废，若是算上后来开垦的荒地，那士大夫在这八十三年的时间里，差不多吞了四成，甚至五成左右的土地，这简直就是把整个国家的财富给吃光了。
为此，范仲淹和富弼便决定颁布新的官田法，并且颁布整治旧有官田法的官职田厘清法，以此来将各地混乱的官田处理干净，将土地的税收重新上缴于朝廷，以养中央之财政，这便是此法为何颁布的原因。
可以想象，当这道法令刊行天下之后，士大夫们会有什么样的反应，这简直是比杀了他们还让他们难受，所以从法令颁布的那一天起，居住在汴京的士大夫们便开始上书朝廷要废除此法，并言道士大夫乃是国家干城，朝廷如此作为，是在离间皇室与大臣之间的关系，此番话无疑是非常重的了，要不是韩琦立刻与皇城司的将军一起带兵进汴京将抗议镇压了下来，指不定这次新政还没开始，就彻底报废了呢。
可即便是弹压了下来，此时的汴京也已经是风声鹤唳了，尤其是范仲淹和富弼两个人，他们是这次新政的主导者，自然受到了无数的攻讦，骂什么的都有，这些文人，平时风花雪月的词写得有多美，现在骂人的话就有多么的难听，每天上书罢官的人更是能够把桌案给淹没，除此之外，太学、私学的游行那更是排满了边境街道的档期，这些年轻的士子们拿着横幅就上街抗议朝廷的不当举动，一副范仲淹和富弼就是国之蛀虫的模样，简直让人不寒而栗。
这还没完，范仲淹和富弼两人都是直脾气，对于学生的抗议，百官的罢官，士族的上书全部视而不见，带着自己的学生，亲信便直接冲进了每一个州郡，越过当地的县令，直接跟当地的吏员接触，一个个的核实起官职田来，原封不动的按照既定的法律，该拿的拿，该取消的取消，该受罚的就受罚，一丝情面也不讲，短短一个月的时间里，重新纳入农业税的土地多大四万公顷之多，而这边境周边郡县所找到的土地而已。
不得不说，范仲淹和富弼的强悍作风让改革的步伐大大加快，可也正因为他的步伐太快，让许多的士族们压根就没有从心理上准备好接受改革的阵痛，范仲淹和富弼虽然短时间内收回了大量的土地，可士族们对于新政的反感便也积累了下来，慢慢的酝酿在每一个人的心中，直到一个机会的出现，便会在整个大宋朝堂之上掀起巨大的波澜。
可此时的范仲淹和富弼却是根本不管这些记恨之人的心情，等把周边郡县处理完了之后，便把支持新政的官员派往各个州郡去执行新法，而自己则是回到了汴京鼓捣起了新的法令，并在一个月之后，颁布了官员考评法，将原本不成文的考评方法全部记录在册，由吏部与尚书台一起来联合考评各地方官员的政绩。
并且考评时间也从三年一考变成一年两考，考核门类也从治理地方细化到了十几个大的门类，比如人口增加多少才算合格，土地垦荒多少称得上优秀，相比起原先来说，绝对要繁杂很多，此法一出，顿时也让地方官员们痛苦不堪，其中也包括徐清本人，面对着考核官那永远也问不尽的问题，徐清真的很容易想睡觉，不过这一道法令倒也还好，并不算太过于让官员接受不了，在习惯了之后，徐清也相信，这道法令应该是可以贯彻执行的。
只是范仲淹等人的重点对象显然不止是朝廷上的衮衮诸公和遍布天下的各大士族，除了这些读书人之外，剩下的一伙人也是这群庆历新政的臣子们想要对付的对象，他们呢，有一个十分统一的名字，叫做皇亲国戚。
所谓皇亲国戚，就是皇帝的亲戚和皇帝老婆的家人，这些人加在一起，便构成了大宋的皇室阶级，他们往往都有爵位在身，身份尊贵，地位崇高，即便是一品官员，见到他们也必然要称候或称王，是整个大宋帝国除了皇帝以外最为尊贵的人。
可是这批人随着时间的发展，却实在是太多了，刚刚建国的时候，封王者不足十人，封侯者也不过百，可等到了如今年月，这封王者虽然不多，可世袭罔替之下，人数相比开国时却也是大大增加，全国所有拥有王爵的人大概有二十人左右，至于封侯者那就更多了，皇帝娶了一个皇后，就必然要给皇后的家里人封爵，自己的哥哥弟弟姐姐妹妹们的儿子出生了，也要加封爵位。
每一代皇帝皆是如此，到了仁宗朝的时候，封侯袭爵者人数不下五百人，至于册封列侯之庶子、次子的散官职，那就更是不下上万了，这么些的人，犹如清朝的八旗子弟一般不事生产，只知道从国库中拿钱，并且广置田宅，买了地之后又凭借着自己的爵位不交税，一个个的都是巨富之家，却给宋朝带来了庞大的财政负担。
为了解决他们，范仲淹便和富弼商量许久之后，推出了更荫补法，以此来遏制宗亲外戚对于国家的剥削。
此法规定除长子外，其余子孙须年满15岁、弟侄年满20岁才得恩荫，而恩荫出身必须经过一定的考试，才得补官，并且额外规定朝廷之中宰辅以上大臣所拥有不需科考直接推荐子侄为官的人数将从不限额更改为只能推荐五人，以此来限制官员泛滥的问题，此法一经颁布，官职田厘清法的余波还未荡平，便立刻掀起了新的波澜。
前者惹恼了官员，后者则戳痛了宗亲外戚，这两者都是一个社会最为顶端的力量，拥有着庞大的政治资本，两者联合起来，即便是皇帝也不得不妥协，很快，这些势力便开始针对新政在全国各地搞出了各种各样的事情，原本海清河晏的边疆此时也不停的发生暴动，全国的大型城市学生罢课，士族子弟开始大规模的辞职，地方乡绅也开始写联名信来控诉朝廷的新政，一时之间，群情嚷嚷，好似范仲淹、富弼及其新政大臣就是一帮祸国之人一般。
(本章完)
所谓庆历新政，其主旨乃是明黜陟、抑侥幸、精贡举、择官长、均公田、厚农桑、修武备、减徭役、覃恩信、重命令等10项以整顿吏治为中心的改革主张，其目的，则是为了让大宋开国以来，便一直影响大宋财政的庞大官僚集团得到有效的控制，让更多的财政可以运用到其他地方上去，以避免寅吃卯粮、债留子孙的情况。
当然其最终目的，当然是一统中国，恢复汉唐之盛世，为此，便要弄出更多的钱来养兵，治国，这才是庆历新政的主旨，而所有的政策便也是围绕这个主题展开，范仲淹则是主事之人，短短几个月的时间之内，官职田厘清法、官员考评法、更荫补法一一颁布，其所瞄准的对象，毫无疑问，全部都是北宋的上流社会，也就是士大夫、宗亲，所以此法已经公布，整个大宋便陷入了巨大的舆论涡流之中，等这些法令传到徐清手上时，他立刻眉头一皱，知道事情不好了。
其中尤以官职田厘清法最为严厉，将大宋自开国以来所有授予士大夫的官田进行重新划分，把那些士大夫私自买走的土地全部都登记入册，划出官田的范围，也就是说，从今以后，除了朝廷规定的土地可以免税之外，其余的土地则全部都要按照国家法度来缴税。
此法一经公布，立刻让整个中原掀起轩然大波，要知道宋朝的这些读书人，一辈子最重要的事情就是读书，而读书的目的，则只有一个，那就是考科举，然后入朝为官，成为士大夫阶级中的一员，而为何他们想要成为士大夫中的一员，除了能够掌管一方获得实权之外，其中更主要的原因则是因为在宋朝，读书人是有非常大的特权。
这些特权体现在社会的各个方面，比如说老百姓见到父母官需要跪拜，而读书人则不需要，又比如普通人家不能使用奴婢，即便是大富之家，若是要使用婢子，也只能把那些孩子收进来，当做干女儿来养，在名义上是绝对不可能使用奴婢的，而士大夫则可以使用，另外在房子的装修上、出行的代步工具上，全部都有十分明显的区别，而其中最大的区别，便是士大夫所拥有的规定田地，是不需要缴税的。
大宋的农业税与汉唐不同，那时的人收税收的是人头税，也就是只要家里有一个人，便收一个人的税，无论有多少田地，反正都是按人头来收税，可等到宋朝以后，因为土地买卖的高度商业化，很多人明明没有任何田地，却要比那些大富之家交的税还要多，因此宋初之时便改革税法，从按人头收税变成了按照土地大小来收税，无疑这样一来，相比起原本的税法要合理了许多。
而所谓的官职田便也应运而生，宋朝尊重读书人，而读书人在农业社会是没有什么生产能力的，一来手不能缚j，二来肩不能挑担，三来不能立于危墙之下，最后还得远庖厨，可以说除了读书之外，便再无其余能力了，也正因为如此，宋朝为了扩大读书的人群，让老百姓都去读书，便颁布了官职田法，其法规定，凡是考取秀才以上功名者，便可以在当地衙门登记二十亩田地为官职田，只要登记为官职田，也就代表这些土地由天子认可，不需要纳税。
这笔钱或许不多，可却足够让读书人雇佣两三个长工替自己照顾田地，养活自己了，这也是朝廷颁布官职田法的初衷，就是为了让社会的人才不需要为生活所累，全心全意的求学，然后考科举，为朝廷效力，可以说是非常好的法律了。
可再好的法律，也耐不住有人想要钻空子啊，最开始的时候，官职田法施行的确实很好，可是随着社会的发展，读书人越来越多，所授予的官田也就越来越多，而且在宋朝最开始的时候，占据朝廷理政大权的那帮人，大多都是开国元勋，或者是皇亲国戚，又或者是世家大族之人，而通过科举出头的士子，则大多担任卑职，并没有什么太大的权利。
但到了现如今，整个朝堂之上百分之九十九的官员，基本上都是通过科举制才成为官员进入朝堂之上的了，而随着这些原本身处在社会底层的人慢慢成长为整个国家最为重要的一批人，他们的权利自然扩大了无数倍，而古代中国是一个彻头彻尾的农业社会，农业社会中的人，对于土地的看重是商业文明的人所无法想象的，即便是官居一品，也根本无法免俗。
所以这些原本的穷酸士子在获得权利之后，立刻便把权利变现成了实惠，他们开始官官相护，将自己买下的私田通过贿赂当地的地方官变成了官职田，从此之后便也不交税了，并且原本说是三代而终，可到了后来，法令渐渐松弛，有些已经是第四代，第五代了，可却依旧把土地算作是官田，地方政府也毫无作为，任由糜烂。
根据范仲淹和富弼的统计，从大宋开国以来直到现在总共八十三的时间，农业税不仅没有上涨，反而下降了三成，当这个数字被公布出来的时候，范仲淹和富弼都被吓得抖了好几下，要不是有商业税支撑着，宋朝早就完蛋了。
更加严峻的问题是，开国至今才只有短短的八十三年而已，土地便已经被这些新兴的士大夫阶级吞食了接近百分之三十的数量，甚至还不止，毕竟全国刚一统时还有许多土地荒废，若是算上后来开垦的荒地，那士大夫在这八十三年的时间里，差不多吞了四成，甚至五成左右的土地，这简直就是把整个国家的财富给吃光了。
为此，范仲淹和富弼便决定颁布新的官田法，并且颁布整治旧有官田法的官职田厘清法，以此来将各地混乱的官田处理干净，将土地的税收重新上缴于朝廷，以养中央之财政，这便是此法为何颁布的原因。
可以想象，当这道法令刊行天下之后，士大夫们会有什么样的反应，这简直是比杀了他们还让他们难受，所以从法令颁布的那一天起，居住在汴京的士大夫们便开始上书朝廷要废除此法，并言道士大夫乃是国家干城，朝廷如此作为，是在离间皇室与大臣之间的关系，此番话无疑是非常重的了，要不是韩琦立刻与皇城司的将军一起带兵进汴京将抗议镇压了下来，指不定这次新政还没开始，就彻底报废了呢。
可即便是弹压了下来，此时的汴京也已经是风声鹤唳了，尤其是范仲淹和富弼两个人，他们是这次新政的主导者，自然受到了无数的攻讦，骂什么的都有，这些文人，平时风花雪月的词写得有多美，现在骂人的话就有多么的难听，每天上书罢官的人更是能够把桌案给淹没，除此之外，太学、私学的游行那更是排满了边境街道的档期，这些年轻的士子们拿着横幅就上街抗议朝廷的不当举动，一副范仲淹和富弼就是国之蛀虫的模样，简直让人不寒而栗。
这还没完，范仲淹和富弼两人都是直脾气，对于学生的抗议，百官的罢官，士族的上书全部视而不见，带着自己的学生，亲信便直接冲进了每一个州郡，越过当地的县令，直接跟当地的吏员接触，一个个的核实起官职田来，原封不动的按照既定的法律，该拿的拿，该取消的取消，该受罚的就受罚，一丝情面也不讲，短短一个月的时间里，重新纳入农业税的土地多大四万公顷之多，而这边境周边郡县所找到的土地而已。
不得不说，范仲淹和富弼的强悍作风让改革的步伐大大加快，可也正因为他的步伐太快，让许多的士族们压根就没有从心理上准备好接受改革的阵痛，范仲淹和富弼虽然短时间内收回了大量的土地，可士族们对于新政的反感便也积累了下来，慢慢的酝酿在每一个人的心中，直到一个机会的出现，便会在整个大宋朝堂之上掀起巨大的波澜。
可此时的范仲淹和富弼却是根本不管这些记恨之人的心情，等把周边郡县处理完了之后，便把支持新政的官员派往各个州郡去执行新法，而自己则是回到了汴京鼓捣起了新的法令，并在一个月之后，颁布了官员考评法，将原本不成文的考评方法全部记录在册，由吏部与尚书台一起来联合考评各地方官员的政绩。
并且考评时间也从三年一考变成一年两考，考核门类也从治理地方细化到了十几个大的门类，比如人口增加多少才算合格，土地垦荒多少称得上优秀，相比起原先来说，绝对要繁杂很多，此法一出，顿时也让地方官员们痛苦不堪，其中也包括徐清本人，面对着考核官那永远也问不尽的问题，徐清真的很容易想睡觉，不过这一道法令倒也还好，并不算太过于让官员接受不了，在习惯了之后，徐清也相信，这道法令应该是可以贯彻执行的。
只是范仲淹等人的重点对象显然不止是朝廷上的衮衮诸公和遍布天下的各大士族，除了这些读书人之外，剩下的一伙人也是这群庆历新政的臣子们想要对付的对象，他们呢，有一个十分统一的名字，叫做皇亲国戚。
所谓皇亲国戚，就是皇帝的亲戚和皇帝老婆的家人，这些人加在一起，便构成了大宋的皇室阶级，他们往往都有爵位在身，身份尊贵，地位崇高，即便是一品官员，见到他们也必然要称候或称王，是整个大宋帝国除了皇帝以外最为尊贵的人。
可是这批人随着时间的发展，却实在是太多了，刚刚建国的时候，封王者不足十人，封侯者也不过百，可等到了如今年月，这封王者虽然不多，可世袭罔替之下，人数相比开国时却也是大大增加，全国所有拥有王爵的人大概有二十人左右，至于封侯者那就更多了，皇帝娶了一个皇后，就必然要给皇后的家里人封爵，自己的哥哥弟弟姐姐妹妹们的儿子出生了，也要加封爵位。
每一代皇帝皆是如此，到了仁宗朝的时候，封侯袭爵者人数不下五百人，至于册封列侯之庶子、次子的散官职，那就更是不下上万了，这么些的人，犹如清朝的八旗子弟一般不事生产，只知道从国库中拿钱，并且广置田宅，买了地之后又凭借着自己的爵位不交税，一个个的都是巨富之家，却给宋朝带来了庞大的财政负担。
为了解决他们，范仲淹便和富弼商量许久之后，推出了更荫补法，以此来遏制宗亲外戚对于国家的剥削。
此法规定除长子外，其余子孙须年满15岁、弟侄年满20岁才得恩荫，而恩荫出身必须经过一定的考试，才得补官，并且额外规定朝廷之中宰辅以上大臣所拥有不需科考直接推荐子侄为官的人数将从不限额更改为只能推荐五人，以此来限制官员泛滥的问题，此法一经颁布，官职田厘清法的余波还未荡平，便立刻掀起了新的波澜。
前者惹恼了官员，后者则戳痛了宗亲外戚，这两者都是一个社会最为顶端的力量，拥有着庞大的政治资本，两者联合起来，即便是皇帝也不得不妥协，很快，这些势力便开始针对新政在全国各地搞出了各种各样的事情，原本海清河晏的边疆此时也不停的发生暴动，全国的大型城市学生罢课，士族子弟开始大规模的辞职，地方乡绅也开始写联名信来控诉朝廷的新政，一时之间，群情嚷嚷，好似范仲淹、富弼及其新政大臣就是一帮祸国之人一般。
(本章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