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天一大早，沈嫣然刚进办公室，孙丽云和高大鹏就到了。
沈嫣然边给他们二位泡茶，边感慨道：“真没想到，你们和算命先生的较劲被人利用，最终给你们引来涛天大祸。”沈嫣然复又坐下，无限同情看着孙丽云和高大鹏。
“是的。”高大鹏叹了口气，接着说，“当初我的确说过要烧死瞎子。但那是气话。谁想后来竟成谶语。”
“可我觉得瞎子的死是他自焚而为。”孙丽云说。
“为什么会有这种猜测？”沈嫣然问。
“瞎子在我历经千辛万苦坚持生下儿子之前，在村里那是人人敬惧的鬼神，天天吃香的、喝辣的，走路都是横着来的。”孙丽云道。
“可是我们家儿子的诞生，终结了他的美好时光。相当于我们用事实，狠狠地扇了他一个耳光。我们用六七年的苦难，一下拔掉了村里的这个思想毒瘤。”高大鹏补充道。
“如此以来，瞎子的心里是受不了的。他甚至会觉得没脸再活下去。可对于这样一个心灵阴暗的人来说，即使死也要拉一个垫背的。所以，他把目光盯向了我丈夫。”孙丽云说。
“于是，他在放火之前写下字条压在身下。他想用自己的死来对我实施最后的报复。”高大鹏说着，声音沉了下去，“瞎子的计谋很快得呈。我很快受到警方的传唤。”
高大鹏抿了抿干裂的嘴唇，开始回忆起来——
传唤第一次之后，我就感到对自己极为不利。因为我无法向警方提供我不在现场的证据。我说起火的时候，我跟我爱人在家里睡觉，可是能够证明这一点的是我爱人，证明无效。
我跟警方说，村里恨瞎子的不止我一个，有东头的李寡妇，算命瞎子隔三差五会强行在她家过夜，说是为她驱鬼避邪。有两次夜里我经过李寡妇家门时曾听到屋里有打斗的声音。
警方很快调查了李寡妇。但李寡妇却矢口否认自己恨瞎子，她说她跟瞎子好那是自愿，并不是瞎子长期强行霸占。
我又给警方提供线索，说村西的二愣子跟瞎子有仇。有一年我们在一起喝酒，二愣子说他最恨算命瞎子，我问他原因他也不说，只说哪一天把瞎子灌醉一刀剁了他。
警察当然也对二愣子进行了询问，但结果并不能做为证据。他说他之所以恨瞎子，是看不惯瞎子在村里的颐指气使，剁他只是酒话。
当然，类似这样的嫌疑还有很多，但查来查去，唯有我最具可能。
我在家里是呆不成了，我必须逃出去。不能因为瞎子的一张纸条就断送了我的自由，我的幸福。
在警方第二次询问我之后的那天夜里，我写了一封长长的自白书投进了村口的邮箱，收信人是我从电视上看到的省公安厅厅长莫失良。
投完信后，我就带着妻子和四个孩子踏上了离乡之路。
说是逃亡，那是不准确的。因为警方并未确定纵火烧死瞎子的是我。就如众多传询的人一样，我只是其中的一个。
辗转一周后，我们来到了h市。刚下火车，我就觉得气氛有些不对。在出站口我发现有四五个荷弹持枪的武警在对所有出站人的身份进行检查。
我瞥了一下出站口墙上的告示，大吃一惊，那上面的照片竟然是我。我倒成了杀人逃犯。
我不想这么快就落入警方的手里。我相信案件随着调查的深入，会洗清我的嫌疑，到那个时候我再露面也许吃到的苦头会少很多。
我让妻子带着四个孩子从出站口走，我则顺着铁路往前走。我知道顺着铁路向前走不到几公里就会有岔路口。
可我妻子不同意离开我。她说就算进监狱也要跟着去，要死也要死到一块儿。
没办法，我和妻子从出站口折回，乘人不备，踏上了铁轨。
那个时候不像现在，到处都安着摄像头。网络也不像现在这样发达，无处不在。那时只要避开人们的视线，那就算是获得了自由。
我和妻子沿着铁路大约走了十多公里，终于走出了封闭着的铁道网。
从铁路上下来，我和妻子长长舒了口气，就像突然之间获得了新生。
我的妻子有些胆小，怕呆在城里被警方追捕，可我却反其道而行之。我利用灯下黑的概念说服了妻子，大着胆子在公安局对面的楼下租了一间地下室住下。
我对妻子说，人又不是我杀的，我们怕什么？越是做贼似的，反倒显出心虚来。
对我们来说，面临的第一难题便是吃饭问题。四个孩子跟小老虎似的，正长着身体。我和妻子虽是成人，但长期的颠沛流离，我们的身体也吃不消，尤其是妻子，严重的营养不良。
我们必须得找份工作养家糊口。
找了很久，我们终于在城郊的一家酒店找了份工作。妻子做洗碗工，我负责拉煤、出垃圾、搬运菜品。
那时老大已经八岁了，要是家庭没有变故也该上二年级了。可是不行，我们不能把她一个人放在老家。
老大是我们家里的好帮手，她负责管理老二老三。她很聪明，自己摸索出一套管理方法，跟小老师似的带着两个妹妹。
让我们头痛的是老四。他是个儿子，取名高翔，还不满一岁。
经老板同意，我们天天把高翔带到酒店，工作时间就让他坐在儿童椅里自己玩。
那个时候，在后厨洗菜的一个阿姨得知我们家的困难后，很是同情，处处关照我们，有些活她总是抢着帮我们干，好让我们腾出精力照顾孩子。
酒店里偶尔加顿餐，那位阿姨也会把自己的那份美食打包，让我带回去给孩子们吃。
我们四个孩子也非常喜欢这个奶奶，只要她一去，孩子们便欢喜得不得了。
在那段艰苦的岁月里，我们和那位阿姨结下了深厚的感情。
可是我们忘了自己的身份——一个被警方通缉的纵火杀人犯！
就在我们淡忘了危险，过着清苦而忙碌的日子时，警方却在地毯似地对我们进行搜捕。
幸亏我们的租住地从城中心转移到了城郊，要不，早就被警察找到，说不定两个月前我就进了班房。
警察在搜查完城中心之后，将排查的警力向郊区摆布。每天都会看到三三两两的警察在各个社区进进出出。
我的心里突然紧张起来。我决定暂不投案，我相信法律的力量，相信警方一定会找到真正的凶手，那个时候我再现身。
关于警方抓错人的报道报纸上屡见不鲜，我不想成为那些在监狱里失去健康、耗费生命的冤大头。
可是，就在我还没想好脱身之策，还未定下逃亡之所时，警察突然之间发现了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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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嫣然边给他们二位泡茶，边感慨道：“真没想到，你们和算命先生的较劲被人利用，最终给你们引来涛天大祸。”沈嫣然复又坐下，无限同情看着孙丽云和高大鹏。
“是的。”高大鹏叹了口气，接着说，“当初我的确说过要烧死瞎子。但那是气话。谁想后来竟成谶语。”
“可我觉得瞎子的死是他自焚而为。”孙丽云说。
“为什么会有这种猜测？”沈嫣然问。
“瞎子在我历经千辛万苦坚持生下儿子之前，在村里那是人人敬惧的鬼神，天天吃香的、喝辣的，走路都是横着来的。”孙丽云道。
“可是我们家儿子的诞生，终结了他的美好时光。相当于我们用事实，狠狠地扇了他一个耳光。我们用六七年的苦难，一下拔掉了村里的这个思想毒瘤。”高大鹏补充道。
“如此以来，瞎子的心里是受不了的。他甚至会觉得没脸再活下去。可对于这样一个心灵阴暗的人来说，即使死也要拉一个垫背的。所以，他把目光盯向了我丈夫。”孙丽云说。
“于是，他在放火之前写下字条压在身下。他想用自己的死来对我实施最后的报复。”高大鹏说着，声音沉了下去，“瞎子的计谋很快得呈。我很快受到警方的传唤。”
高大鹏抿了抿干裂的嘴唇，开始回忆起来——
传唤第一次之后，我就感到对自己极为不利。因为我无法向警方提供我不在现场的证据。我说起火的时候，我跟我爱人在家里睡觉，可是能够证明这一点的是我爱人，证明无效。
我跟警方说，村里恨瞎子的不止我一个，有东头的李寡妇，算命瞎子隔三差五会强行在她家过夜，说是为她驱鬼避邪。有两次夜里我经过李寡妇家门时曾听到屋里有打斗的声音。
警方很快调查了李寡妇。但李寡妇却矢口否认自己恨瞎子，她说她跟瞎子好那是自愿，并不是瞎子长期强行霸占。
我又给警方提供线索，说村西的二愣子跟瞎子有仇。有一年我们在一起喝酒，二愣子说他最恨算命瞎子，我问他原因他也不说，只说哪一天把瞎子灌醉一刀剁了他。
警察当然也对二愣子进行了询问，但结果并不能做为证据。他说他之所以恨瞎子，是看不惯瞎子在村里的颐指气使，剁他只是酒话。
当然，类似这样的嫌疑还有很多，但查来查去，唯有我最具可能。
我在家里是呆不成了，我必须逃出去。不能因为瞎子的一张纸条就断送了我的自由，我的幸福。
在警方第二次询问我之后的那天夜里，我写了一封长长的自白书投进了村口的邮箱，收信人是我从电视上看到的省公安厅厅长莫失良。
投完信后，我就带着妻子和四个孩子踏上了离乡之路。
说是逃亡，那是不准确的。因为警方并未确定纵火烧死瞎子的是我。就如众多传询的人一样，我只是其中的一个。
辗转一周后，我们来到了h市。刚下火车，我就觉得气氛有些不对。在出站口我发现有四五个荷弹持枪的武警在对所有出站人的身份进行检查。
我瞥了一下出站口墙上的告示，大吃一惊，那上面的照片竟然是我。我倒成了杀人逃犯。
我不想这么快就落入警方的手里。我相信案件随着调查的深入，会洗清我的嫌疑，到那个时候我再露面也许吃到的苦头会少很多。
我让妻子带着四个孩子从出站口走，我则顺着铁路往前走。我知道顺着铁路向前走不到几公里就会有岔路口。
可我妻子不同意离开我。她说就算进监狱也要跟着去，要死也要死到一块儿。
没办法，我和妻子从出站口折回，乘人不备，踏上了铁轨。
那个时候不像现在，到处都安着摄像头。网络也不像现在这样发达，无处不在。那时只要避开人们的视线，那就算是获得了自由。
我和妻子沿着铁路大约走了十多公里，终于走出了封闭着的铁道网。
从铁路上下来，我和妻子长长舒了口气，就像突然之间获得了新生。
我的妻子有些胆小，怕呆在城里被警方追捕，可我却反其道而行之。我利用灯下黑的概念说服了妻子，大着胆子在公安局对面的楼下租了一间地下室住下。
我对妻子说，人又不是我杀的，我们怕什么？越是做贼似的，反倒显出心虚来。
对我们来说，面临的第一难题便是吃饭问题。四个孩子跟小老虎似的，正长着身体。我和妻子虽是成人，但长期的颠沛流离，我们的身体也吃不消，尤其是妻子，严重的营养不良。
我们必须得找份工作养家糊口。
找了很久，我们终于在城郊的一家酒店找了份工作。妻子做洗碗工，我负责拉煤、出垃圾、搬运菜品。
那时老大已经八岁了，要是家庭没有变故也该上二年级了。可是不行，我们不能把她一个人放在老家。
老大是我们家里的好帮手，她负责管理老二老三。她很聪明，自己摸索出一套管理方法，跟小老师似的带着两个妹妹。
让我们头痛的是老四。他是个儿子，取名高翔，还不满一岁。
经老板同意，我们天天把高翔带到酒店，工作时间就让他坐在儿童椅里自己玩。
那个时候，在后厨洗菜的一个阿姨得知我们家的困难后，很是同情，处处关照我们，有些活她总是抢着帮我们干，好让我们腾出精力照顾孩子。
酒店里偶尔加顿餐，那位阿姨也会把自己的那份美食打包，让我带回去给孩子们吃。
我们四个孩子也非常喜欢这个奶奶，只要她一去，孩子们便欢喜得不得了。
在那段艰苦的岁月里，我们和那位阿姨结下了深厚的感情。
可是我们忘了自己的身份——一个被警方通缉的纵火杀人犯！
就在我们淡忘了危险，过着清苦而忙碌的日子时，警方却在地毯似地对我们进行搜捕。
幸亏我们的租住地从城中心转移到了城郊，要不，早就被警察找到，说不定两个月前我就进了班房。
警察在搜查完城中心之后，将排查的警力向郊区摆布。每天都会看到三三两两的警察在各个社区进进出出。
我的心里突然紧张起来。我决定暂不投案，我相信法律的力量，相信警方一定会找到真正的凶手，那个时候我再现身。
关于警方抓错人的报道报纸上屡见不鲜，我不想成为那些在监狱里失去健康、耗费生命的冤大头。
可是，就在我还没想好脱身之策，还未定下逃亡之所时，警察突然之间发现了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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